这番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朗晴心头。她想起结婚时母亲要求的高额彩礼,想起父亲生病时家里指望她“帮衬”,如今需要帮助时,却以“嫁出去的女儿”为由将她推开。
顾征那边的情况也不乐观。他父母听说朗晴怀孕后,高兴之余也表示担忧。
“我们身体确实不行,带孩子这种熬夜的活实在扛不住。”顾母在视频电话里歉意地说,“这样吧,我们出点钱,你们请个保姆,现在不是有很多专业的育儿嫂吗?”
顾父补充道:“我们存了五万块钱,本来是准备养老的,先给你们应急。”
朗晴和顾征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他们理解老人的难处,但请保姆并非长久之计。且不说费用高昂,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本身就不容易。
那段时间,朗晴白天工作,晚上就在各种育儿论坛和家政平台研究。她发现,一个靠谱的住家育儿嫂月薪至少八千,还不包括吃住费用。如果请白班保姆,价格稍低,但工作时间有限,且需要有人交接。
“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付了房贷、保姆费,就所剩无几了。”朗晴在账本前叹息。
顾征搂住她的肩膀:“总会有办法的。”
办法确实有,只是每一个都意味着牺牲。朗晴开始认真考虑辞职或换工作的可能性,但这个念头让她感到恐慌。她花了这么多年才在社会新闻领域站稳脚跟,难道真的要因为生育而放弃?
孕期的第三个月,晨吐和疲劳开始严重影响朗晴的工作状态。她负责的医疗改革系列报道需要频繁外出采访,但孕早期的她常常感到头晕乏力,有一次甚至在采访现场差点晕倒。
老周注意到了她的异常:“朗晴,要不这个系列让其他人跟进?你先负责一些案头工作?”
朗晴知道这是领导的好意,但也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一旦交出核心选题,再想拿回来就难了。
“我还能坚持。”她咬着牙说。
但身体是最诚实的。孕四月时,朗晴在一次重要的专家访谈中,因为孕吐不得不中途离场。虽然专家表示理解,但那次访谈的效果大打折扣。
回办公室的路上,朗晴坐在出租车里,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职场对孕妇的无形排斥。
不是故意的歧视,而是自然而然的机会流失——重要的采访不会交给一个可能随时不适的孕妇,紧急的出差任务不会安排给需要定期产检的准妈妈,关键的项目不会冒险托付给即将休长假的下属。
那天晚上,朗晴和顾征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
“我想申请调岗。”朗晴平静地说出这个思考已久的决定。
顾征愣住了:“调到哪里?”
“报社内部有个新成立的新媒体策划部,工作相对规律,不需要经常外出。”朗晴的声音有些颤抖,“收入会降一些,但稳定,产假也能保障。”
“可那是你最不喜欢的工作类型啊!”顾争反驳道,“天天坐在办公室想策划案,做数据统计,你不是一直说想做一线新闻吗?”
“那我能怎么办?”朗晴的声音突然提高,“带着肚子去追突发事件?挺着大身子去暗访黑作坊?顾征,现实一点,怀孕了就是不一样!”
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激烈争吵。吵到最后,两人都沉默了。朗晴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感受着里面那个新生命的存在,眼泪无声地滑落。
顾征走过来,蹲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对不起,是我太理想主义了。我只是……不想看到你放弃热爱的事业。”
“我也不想。”朗晴哽咽道,“但有时候,选择不是我们想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做什么。”
孩子出生在十一月的一个寒夜。是个男孩,六斤三两,取名顾朗,取两人之姓。
生产的痛苦远超朗晴的想象,但当她第一次将那个柔软的小生命抱在怀里时,所有的疼痛都变得值得。顾征红着眼眶,小心翼翼地触碰儿子的小手,那一刻,一家三口的世界圆满而温暖。
然而,这种圆满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
朗晴的产假是四个月,但实际只休了三个月,她就提前回到了工作岗位——新媒体策划部,一个她曾经看不上的“养老部门”。
调岗的过程比想象中更令人沮丧。社会新闻部的同事们为她举办了简单的送别会,老周拍着她的肩膀说:“先过去适应一下,等孩子大点,想回来随时欢迎。”
但两人都清楚,这不过是客套话。新闻行业的节奏日新月异,离开一线半年,就可能被彻底抛下。
新媒体策划部的工作确实规律:早上九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几乎不加班,不需要外出。但朗晴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看数据、写方案、开会讨论如何提高点击率。那些曾经让她热血沸腾的真相追踪、社会关怀,变成了冷冰冰的数字和流量。
更棘手的是带孩子的问题。顾征父母赞助的钱请了一个育儿嫂,但只请了三个月。孩子百天后,费用就变成了他们自己承担。
“张姐说她下个月要回老家,儿子结婚。”一天晚饭时,顾征带来坏消息。
朗晴正抱着哭闹不止的小朗,疲惫得几乎睁不开眼:“那我们得赶紧找新的育儿嫂啊。”
然而找保姆的过程困难重重。要么价格太高,要么经验不足,要么时间不合适。最后勉强找到一个白天来的钟点工,但只能工作八小时,意味着朗晴或顾征必须有一人提前下班接替。
大多数时候,这个人都是朗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