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顾征突然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不告诉母亲实情,也许不是最好的决定,但可能是最像“爱”的决定——让她在有限的时间里,还能保持一点尊严,一点“只是小病”的幻觉。
凌晨三点,母亲终于在药物作用下睡去。顾征坐在床边,看着监测仪上起伏的曲线,听着母亲艰难的呼吸声。走廊里偶尔传来其他病房的咳嗽声、呻吟声、仪器报警声。这是一个与白天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被疾病和死亡笼罩的世界。
手机震动,是朗晴发来的消息:“妈好点了吗?孩子们都睡了,放心。”
他回复:“睡了。明天我上午请假,你正常上班。”
发送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四十六岁,他以为自己已经见过了生活的各种面目:职场的明争暗斗,创业的惊心动魄,婚姻的磨合妥协,育儿的酸甜苦辣。但直到此刻,在医院的夜灯下,他才真正触摸到生命最原始的脆弱。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第三个化疗周期时,顾征的公司开始了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
周一早会,CEO宣布了新的战略方向:聚焦核心业务,优化人力结构,提升人均效能。翻译过来就是:裁员。
会议结束后,顾征的上司,五十二岁的副总裁老陈,把他叫到办公室。
“顾征,咱们直说吧。”老陈递给他一份名单,“这是初步的优化名单,你的名字不在上面,但……”
“但是什么?”
老陈叹了口气:“但是你的考勤记录最近不太好看。三个月请了八天假,还有三次早退。现在这个时期,上面盯得紧。”
顾征感到一股火气上涌:“我母亲癌症晚期,需要陪护。这是特殊情况,我已经尽量不影响工作了。”
“我理解,公司也理解。”老陈的语气圆滑,“但理解归理解,现实归现实。副总裁的位置,董事会更倾向于选择‘无后顾之忧’的候选人。你知道,张副总的孩子都上大学了,李副总的父母身体硬朗……”
“所以,因为我母亲生病,我就失去了晋升资格?”顾征的声音冷了下来。
“不是这个意思……”老陈试图解释,但顾征已经听不下去了。
他站起身:“陈总,我手头的工作会按时完成。至于其他的,随公司决定。”
走出办公室,顾征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累,是那种被生活两面夹击的窒息感——一头是需要他照顾的垂危母亲,一头是需要他证明价值的冷酷职场。而他站在中间,被撕扯,被消耗。
那天晚上,顾征没有去医院,而是去了江边。初冬的江风很冷,他坐在长椅上,看着对岸的灯火。
手机响了,是朗晴。“你在哪?爸说医院没看到你。”
“在外面走走,透透气。”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发生什么事了?”
顾征把白天的事简单说了。朗晴安静地听完,然后说:“回家吧,我们谈谈。”
回到家时,孩子们已经睡了。朗晴在客厅等他,桌上放着温热的汤。
“先喝点。”她把汤推到他面前,“然后我们聊聊解决方案。”
顾征喝着汤,感到一丝暖意从胃里蔓延开来。“有什么解决方案?要么放弃职业机会,要么减少对母亲的陪伴。哪个选择都是错的。”
“不一定。”朗晴拿出平板电脑,“我做了几个方案,你看。”
她展示了一个详细的规划:
方案A:顾征暂时接受现状,以稳住工作为首要目标。她调整自己的工作安排,承担更多陪护责任。同时聘请兼职护工,减轻家庭压力。
方案B:顾征考虑换工作,寻找更具灵活性的职位。她盘点家庭财务状况,确认即使顾征有短暂空窗期,家庭也能支撑。
方案C:顾征申请停薪留职或减少工作时间,专注陪伴母亲最后阶段。她增加工作量,保障家庭收入。
每个方案都有详细的时间表、财务测算、风险分析和备选计划。
顾征看完,久久说不出话。他想起这些年朗晴的变化:从那个为租房被骗哭鼻子的毕业生,到在职场中挣扎求存的记者,再到建立互助网络的社群组织者。而现在,她成了家庭危机的总规划师。
“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他问。
“这几天晚上,你陪护的时候。”朗晴平静地说,“顾征,我们不是二十多岁了,遇到问题不能只靠硬扛。要有策略,有分工,有后援。”
“那你觉得选哪个方案?”
朗晴握住他的手:“这不是我的决定,是我们的决定。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倾向:我支持方案B。你现在的工作环境已经对你不利,勉强留下也不会有好发展。不如趁机换一个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母亲的时间不多了,钱可以再赚,机会可以再找,但陪伴的机会只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