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笔趣

第五 孝明之智明治之艰大正之谋昭和之谜（第2页）

江户时期日本的民众构成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武士氏族集团位置最高。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上层是央行集团一手遮天，中层是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下层是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武士阶层少数被封为华而不实的“华族”。

“四民平等令”把中下层武士，故意分化成“士族”，却又不是官吏，军队把持在“英美军事顾问”手中，新的“四民平等”不过是用“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替代了日本古代的“士农工商”，弱化了日本民族工商阶层，分化了日本武士氏族阶层，反而突出了封建等级制度和姻亲门阀，所以“四民平等令”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这不能单看里面有“平等”二字，而要看“四民”的实际构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在日本发展代理人工业体系，消灭日本民族工业萌芽铺平道路，故“并没有影响日本的工业革命”，而是出现了一个外资工业在日本蓬勃发展的局面。

大多数武士，尤其是中下层武士很多都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处境非常悲惨。包括早期享有国王权力的世袭藩主武士家族都在“废藩置县”（“三府七十二县制”）处于被架空的状态，丧失了征税权，更无力豢养长期依附于各藩主的中下层武士家庭，“藩主、大名”都坐吃山空，中下层武士一片凄惶愤怒，所以“叛乱不断”，最后连“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都开始反对明治维新了。

明治天皇全力拉拢这个阶层，但历史的负面影响使其不自觉地站在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边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因为出于强大的历史惯性和生活惯性，这些武士氏族集团，尤其是中下层，被蓄意推向了战争，祸水外引，以邻为壑，不自觉地成了跨国金融资本征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刀和枪。明治天皇的策略，包括“安慰”、“联姻”、“嘉许”，这些看似不大的小动作成本很低，却由于日本神道的传统号召力，实际上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日本的政治格局，隐约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为核心、武士氏族集团和落魄幕府势力为基础的门阀利益集团。

3。从众者

明治维新把天皇推得很高，虽然这是一个弱化天皇，使之坐上佛龛，远离实权的策略，但也影响了一部分日本人，尤其是中下层，视天皇为神者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只要明治天皇不犯太大的“众怒”，就会被拉拢到身边，形成一个广泛的政治基础。但前提是天皇要逐渐使之上层门阀化和下层产业工人化，明治天皇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实际上点燃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导火索，让上层军部化，下层士兵化，也间接加速了19世纪末日本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和军国主义化的历史过程。

一句话：明治之艰，贵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影响了日本的政治格局，终也没有把巩固“天皇体制”和维护日本民族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也是日本民族的遗憾。最终也必将是“天皇体制”的遗憾。而这种遗憾的产生，仅从明治天皇个人来说，不是政治才能的问题，是封建皇权的狭隘与追求和历史条件使然。

（三）大正之谋

日本大正天皇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明治天皇为了维护日本天皇体制的私利，成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领军者”，直接出任总司令，并建立了一个世袭门阀体制，这部分保留了日本的民族主权，但结构不合理，军国主义色彩鲜明，世袭体制也落后于日本工业革命的进程，军国主义更是把日本拉入了侵略战争的泥潭。“岩仓使节团”的伊藤博文在“维新三杰”，尤其是大久保利通被神秘暗杀后，主导了日本的政局，却被政治手腕很高的明治天皇拉到了身边。

伊藤博文在1909年10月26日抵达中国哈尔滨火车站时，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这个历史事件的背景实际要复杂得多。伊藤博文本来是“金融派”，被拉到“天皇派”后，游离于“军队势力”和“央行势力”之间，试图左右逢源。他的遇刺发生在与包括沙皇财政大臣在内的俄罗斯银行集团秘密会面的前夕。这对明治天皇打击很大，间接导致了他的健康迅速恶化，最后死于“肾病”。

大正天皇接手时，面对央行集团和“军国主义势力”的双重挤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国主义势力”也就是军队中的法西斯极右势力，是这个时期日本的、被扭曲的、被误导的"民族主义能量"的携带者，是金融战役打击下的畸形果实，“央行集团”反倒带有“和平主义色彩”。这种“和平”与“战争”的唯一区别，就是金融冷战和金融热战的区别，其他别无二致。这种伪“和平”主义的实质更加肮脏和可怕，与日本军国主义沆瀣一气，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大正天皇不愿立即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因为他可能已经看出日本这种四面出击的结果，必然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更为重要的是，他首先希望看到的不是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而是日本央行集团与“军事集团”的火并，这就需要把他自己从政治较量的焦点中转移出来，又不失天皇之位!他就开始装疯，把持朝政的央行集团就立刻用“太子监国”，也就是扶植一个“小孩子”——“昭和天皇”（“父子共治”）。

“太子监国”的开始时间是“望远镜事件”。据说，1913年，大正天皇在检阅时，用诏书卷成圈四处看，然后翻检受阅士兵的物品；也有一说“望远镜”和“翻东西”这两件事发生于不同的场合，“望远镜事件”发生于1919年，因为日本没有正史记录，很难确定具体时间，不过大抵如此。1921年，昭和天皇正式监国摄政，实际却开始于1913年，那一年昭和天皇还是太子，年仅12岁。

大正天皇此举，以退为进，不动声色，扶子上台，扶植神道，神化天皇体制，使自己超然地、巧妙地摆脱政治焦点，又能无为而治，直接引发了“央行集团”与“军部集团”的一系列殊死较量，可谓“大正之谋”。但是大正英年早逝，年仅48岁就“病故”了。

（四）昭和之谜

昭和天皇这个人所面临的局势，对皇族利益来说，是“黑船事件”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而他本人则既没有孝明的远见和气度，也没有明治的手腕与权谋，更不理解父亲大正的心机与苦心，昭和天皇是家族三代政治能力高峰后的低谷，他的许多优势却完全丧失了，还具有侵略思想，妄自尊大，野心勃勃，鬼迷心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他是罪魁祸首之一，不论对亚洲人民，还是对日本人民，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1。他拥有了一个广泛支持“天皇体制”的法西斯极右军队中下层的基础，第一次有了维护日本民族利益和天皇安全的可能性。

2。他拥有了一大批在日本央行战役中，被排斥在金融代理人小集团之外的世袭门阀的潜在支持者。

3。日本有了一支足以保家卫国的军队和军工体系，只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国防工业国有化、国产化，就有彻底消灭金融买办势力，一举夺回货币发行权和日本实体经济广义所有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如果得以实现，日本就有可能走上与邻为善、和平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积极前景。

昭和天皇没有这样做，没有做这样的尝试，而是沿着错误的道路，快步走了下去，发动了对外全面侵略的荒谬战争，也实际摧毁了日本武士氏族集团演化而来的新军事贵族集团，与日本世袭门阀集团与日本萨摩金融代理人集团演变而来的央行财阀集团的政治平衡。这很微妙，外表看不出来，但这对于“天皇体制”是一个致命的战略打击，掏空了天皇体制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石。

唯一可以解释昭和天皇这一系列做法的潜在原因就是——他被表面的“权力”和“尊重”蒙蔽了双眼，被内心的“权力欲”和“大日本帝国天皇美好前景”所**，没有看到天皇体制的巨大危机。他没有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盟友险恶”、"目标虚幻”。他更没有看到，日本实际的统治者是央行财阀代理人小集团的险恶现实，以及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最终必然失败的前景。日本军事集团的“解除武装”和日本央行财阀集团的“一枝独大”，对于“天皇体制”的战略后果，对“天皇”的实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有釜底抽薪之势。昭和天皇见“利”而不见害，这就是“昭和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