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想拍老城区吗?”她的反问很快,语调甚至微微上扬了半分,带着点被冒犯似的、防御性的尖锐,但立刻又被压了下去,恢复了那种平淡的、近乎冷漠的平稳,“那些素材里有当年最真实的痕迹。来不来随你。”
最后几个字,她说得很快,几乎有些仓促,然后不等我回应——
“嘟……嘟……嘟……”
忙音响起,干脆利落,斩断了所有可能延续的对话。
我举着手机,站在凌乱的工作台前,听着耳边规律的忙音,许久没有动作。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有些怔忡的脸。窗外的光线正在变化,从明亮的午后,转向略带昏黄的傍晚。远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最后的阳光,刺目的一闪。
她挂断了。以那种她特有的、不留余地的方式。
但我捕捉到了。在那段短暂的沉默里,在她稍显尖锐的反问中,在那仓促的结束里。一丝极其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僵硬和……不自然。这不是她平时处理公事时那种游刃有余的冷漠。这里面有别的东西。可能是紧张,可能是犹豫,也可能仅仅是不习惯主动打这样一个界限模糊的电话。
她给了我一个“凭证”。一张通往某个特定场合、以特定身份出现的入场券。一个冠冕堂皇的、无法被指责的理由,让我们可以在一个中立、公开、受监督的环境里,再次产生交集。不是私下,不是回忆,而是向前看的、与工作相关的“参考”。
这不是和解的信号。如果非要说是什么,这更像是一种圈定。她用一种更冷静、更聪明的方式,重新划定了我们之间接触的边界。在这个新的边界内——档案馆、观摩会、助理身份、专业交流——接触是被允许的,甚至是由她主动提供的。而边界之外的一切,那些黑夜里的混乱、撕咬、眼泪和冰冷的沉默,都被暂时搁置,或许是被共同默认封存,留待未知的将来去处理,或者永远不去处理。
我慢慢放下手机,坐回椅子。电脑屏幕上的剪辑时间线依然混乱,问题没有解决。但我此刻的心思已经完全不在那上面。
我看着那个陌生号码,手指在屏幕上方悬停。最终,我没有保存,也没有回拨。
但我清楚无误地知道,明天下午两点五十分,我会出现在市档案馆三楼,那个弥漫着旧纸张和灰尘气味的影像资料阅览室门口。我会以“苏岳助理”的身份,安静地走进去,找到指定的位置,坐下。我会带上笔记本和笔,或许还有一台被允许使用的、不开闪光灯的相机。我会观看那些可能对我有用的老旧胶片,记录下可能有价值的信息。我会扮演好那个“助理”的角色,专业,安静,保持距离。
窗台上的多肉在逐渐暗淡的天光里,轮廓变得柔和。我起身,走到窗边,用手指轻轻碰了碰它最顶端那片新长出的小小叶片。触感冰凉,饱满,充满生机。
凭证已经递过来了。
冰冷,生硬,带着划清界限的意味。
而我,在短暂的怔忡和尖锐的疑问之后,发现自己并没有多少选择。或者说,我内心那个从大学时代就埋下的、从未真正熄灭的执拗火种,那个对“苏岳”这个名字背后一切秘密的病态好奇,那个混杂着崇拜、不甘、愤怒和某种连自己都无法命名的吸引的复杂情愫,让我无法拒绝这张凭证。
哪怕它可能通往的是另一个,更精致的茧房。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玻璃杯壁沁着冰凉的凝珠,冷水流过干涩的喉咙。
明天下午三点。
市档案馆。
我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