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认知像最后一盆冰水,浇灭了我所有的气焰,只剩下更深的狼狈和空洞。我慢慢地滑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铁门,蜷缩起来。楼道的地面很凉,寒意透过单薄的裤料渗进来。
我就这样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遗弃在门口的垃圾。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光了,只剩下一种彻骨的疲惫和虚无。天光渐渐透过楼道尽头的窗户渗进来,灰色,了无生气。
不知道坐了多久。直到楼梯间传来脚步声,是早起出门的人。我猛地惊醒,狼狈地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冲下楼,逃离了这个地方。
回到车上,我浑身发抖,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后知后觉的羞耻。我像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而她,无论在与不在,都用一个沉默的、紧闭的门扉,给了我最响亮的耳光。
我没有回工作室。我把车开到江边,停在无人的堤岸旁。江水浑黄,缓缓流淌,对岸的城市轮廓在晨雾中模糊不清。我趴在方向盘上,这一次,眼泪终于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剧烈的生理性流泪,肩膀无法控制地抽搐。为我的愚蠢,为我的失控,为我的不被选择,也为那份明明真切存在过、却被她轻易否定的、我自己都说不清的连接。
哭到精疲力尽,我抬起头,看着车窗上自己红肿狼狈的倒影。脸上泪痕未干,眼神空洞。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我麻木地拿出来,是现场制片发来的信息,语气小心翼翼:“许导,平台方那边催问进度,还有几个采访邀约……您看怎么回复?”
现实像潮水般重新漫上来,冰冷,具体,无法回避。
我抹了把脸,深吸了几口江边潮湿冰冷的空气。肺部一阵刺痛。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了一个已经将我推开的人,毁掉我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切?这不正是她“划清界限”想要避免的吗?我难道真的要如她所料,变成一个一蹶不振、需要被“崇拜”对象负责的累赘?
不。
一种冰冷的、近乎自毁的狠劲,从绝望的灰烬里升腾起来。
我回复现场制片:“通知团队,拍摄明天恢复。所有采访暂缓,统一口径:专注创作,不回应无谓传闻。”
然后,我打开通讯录,找到那个被我置顶、却从未拨出过的号码——一个资深危机公关的联络方式。那是在一次行业酒会上,对方递名片时半开玩笑说“有需要可以找我,专治各种不服”。我从未想过真的会用到。
电话接通,我开门见山,声音嘶哑但清晰:“王老师,我是许知予。我遇到一些舆论麻烦,想请您帮忙处理。对,关于我和苏岳导演的。我的诉求是:尽快平息,减少对我个人和项目的伤害。具体细节和费用,我们可以面谈。”
挂掉电话,我看着浑浊的江水。心里那片荒原,并没有因为做出决定而恢复生机,只是覆盖上了一层更坚硬的、名为“现实”的冻土。
苏岳选择了她的方式。
现在,我也必须选择我的。
只是,在江风吹拂的堤岸上,在做出这个理智的、自我保护的决定的瞬间,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有些东西,在我凌晨捶打那扇紧闭的房门时,在我对着江水无声痛哭时,就已经彻底死去了。
不是爱。那从来就不是爱。
我的爱,不值一提。
是一种更原始的、混合着崇拜、不甘、疼痛与渴望被看见的执念。
而现在,连这执念,也碎成了粉末,散落在冰冷的风里。
我发动车子,驶离江边。
后视镜里,江水依旧浑黄,沉默地流向看不见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