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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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人员登记。

那一天，高秉涵也去了。

预定上午9时开始登记，但刚过凌晨时分，红十字会门口就已经是人山人海。3时30分，红十字会大门提前开启，为这一天等待了几十年的人们潮水般一拥而入。

排了一整天的队，傍晚的时候高秉涵终于拿到了那张探亲登记表。填好表，交到旅行社，三个月内“探亲通行证”就可以审批下来。

1988年1月，何文德率领的第一个由14人组成的回大陆探亲团刚刚出行，就传来了蒋经国在台北士林官邸因突发心脏病病逝的消息。

正焦急等待着“探亲通行证”的高秉涵，得知这个消息后感慨万端。

曾几何时，蒋经国先生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离别时，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至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来到台湾，虽偏安一隅，局势岌岌可危，但蒋氏父子的“人在台湾，心在大陆”的意识相当明显。在统治政策和建设方针上，几乎一切都以“反攻大陆”的理念铺路，绝不容异己反对。

大陆始终是蒋氏父子深切怀念的地方。

在蒋介石身上，思乡情结表现的尤为明显。他把化不开的乡情含蓄地寄托在所居官邸及行馆的设计上，要求有类似故乡浙江奉化的景致。

台湾人人皆知的“大溪慈湖”就是蒋介石寄托无限乡思的一个地方。此地原名碑尾，位于桃园县大溪镇与复兴乡交界处。蒋介石初来此地，认为大溪的秀丽山峦，宛如奉化家乡的山水之美，因此特别喜爱这里。同时，为了感念母亲王太夫人的慈爱，故将“碑尾”改成“慈湖”，在此建立“总统”行馆，常常驻足于此。而这里，也变为日后安置蒋介石父子遗体之处。

除了大溪慈湖外，“涵碧楼”也是蒋介石生前时常前往的行馆。“涵碧楼”位在台湾中部，是国际驰名观光景点。日月潭名胜之一“慈恩塔”，为日月潭最高点，采中国宝塔式建筑，共分9层，塔顶二层为蒋母王太夫人的纪念室，也是为感念母恩而设，可见蒋介石对于无法回乡探视先妣，感到万分愧疚。

此外，蒋介石还仿北京故宫外观建圆山饭店，饭店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是当时世界十大著名饭店之一，饭店的建立除了想招待当时来台的贵宾外，坊间亦传说他是怀念当时在中国掌权时的那些得意风光的年代。

在教育上，蒋介石更是不断地灌输“台湾民众根在大陆”的理念，在学生对自己家乡尚是一知半解时，就要求他们对大陆省份地形倒背如流；在国文课本上，则提供蒋母教诲自己的文章供学生背诵。他甚至压抑台湾当地通行的闽南语，成功地推行了能沟通两岸民众的国语，这使得两岸间虽然有着漫长的隔绝，但是却让台湾民众对大陆没有想象中的陌生，两岸民众间仍然存在一股共同的文化血脉。

然而，历史却和这对怀有极其复杂思乡情结的父子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使这对“人在台湾，心在大陆”的悲情父子自1949年春天，在浙江溪口过完最后一个大年夜离开故土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一步。

从此，悲情的蒋氏父子将在历史的岁月中渐行渐远，怕是只有在天国中才能踏上日思夜想的故乡的土地了。

谁为为之，孰令至之？

这是一个高秉涵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两岸禁令的解除，在台湾社会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波动。那些日子，红十字会、旅行社、机场，到处都云集着一些兴奋的等待着回家探亲的白发老人。虽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境地，操着大陆不同地区的方言，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有一双对回家充满了向往和渴望的眼神。

这些已经走到人生暮年的老兵庆幸总算在有生之年等到了这一天。

但一些住在“荣民之家”里的老兵又被接踵而至的新问题难住了。由于没有过多的经济收入，他们因凑不够探亲费而无法成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高高兴兴的返乡探亲，愈加被心头积压多年的思乡之情煎熬的焦灼不堪。

一时间，台湾社会许多爱心人士向老兵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发起了各种协助老兵返乡的募捐活动。演艺界人士举行义演，工商界人士踊跃认捐，艺术家慷慨捐出作品义卖，筹募活动如火如荼。这些募款，摊到老兵们身上，虽不能让他们衣锦还乡，却也能帮助一些囊中羞涩的老兵踏上回家之路。

终于可以回家了，本来是件天大的喜事。但当喜事突然降临到这些风烛残年的老兵身上，也诱发出了一些乐极生悲的事情。一些老兵由于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而突发心血管疾病。一时间，台湾各大医院纷纷爆出一些老兵的猝死病例。

拿到探亲登记表的第二天早晨，高秉涵正在家里吃早饭。电话响了，接电话的石慧丽说是李排长的女儿李玉纯打来的。

拿过话筒，李玉纯用沙哑的声音说，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她的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发病之前，他刚刚接到拿到回乡的机票。

听到这里，高秉涵手里的面包一下滚落到地上。

也有一些有家不敢回的。张县长和刘泽民主任就是这种情况。

动身之前，遍布岛内的菏泽同乡又自发地召集了一次同乡会。同乡中，高秉涵是第一个回乡的，大家纷纷委托他办理这样那样的事情。

这次聚会，张县长和刘泽民都来了。他们还请来了已经90高龄的菏泽籍靳鹤声老先生。对靳老先生，高秉涵早就久仰大名。靳老先生早年留学日本，获商学学士学位，后来一直是国民中央政府的省部级财政官。

从刘泽民主任那里，高秉涵知道靳鹤声是个善良而乐于助人的人。刘泽民给高秉涵讲过这样一件事。说是有一次他去靳鹤声家做客。正要吃饭时，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这个老者操着苏北口音，偏说自己是菏泽人，请求靳鹤声资助点钱给他作为回高雄的路费。靳鹤声二话没说，就让妻子把家里仅存的留着买菜用的200元钱给了他。老者只想要点钱作为路费，并没有留下来吃饭的打算。靳鹤声却说：“你既然连坐车回高雄的钱都没有，也一定是没钱吃饭，那就坐下来吃完饭再上路吧。”说着，就让妻子去给这位老者盛了碗饭。

靳老先生是坐着轮椅来的。轮椅一侧还挂着氧气袋。身为国大代表的靳老先生由于身体原因已无法回乡，老家已无亲人的他用颤抖的声音委托高秉涵一件事，让他把老家故居的房子拍一张照片带到台湾来。

朱大杰则委托高秉涵去他的老家单县打探母亲的下落。虽然不敢抱太大希望，可他仍然不肯放弃这最后的一点机会。

张县长和刘泽民也委托高秉涵回老家后帮着去探望老家的亲人。高秉涵不理解前些日子曾经那么积极的参与请愿活动的他们为什么不亲自回去看看。当高秉涵把这个疑问说出来时，张县长和刘泽民的回答都有些吞吐。

正在高秉涵纳闷的时候，就听张县长咕噜了一句：“当初干了那些事，就怕是共产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