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老五那人尽皆知的劣行,我母亲则轻描淡写地告诉我:
别瞧她平时装疯卖傻的,她心里清楚着呢,谁都别想真碰她一下。
我母亲的话,使我产生的并不是害怕,而是茫然。不要说那些如饥似渴的男人们了,就连我,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都有幸被要求碰过她那个部位。正是母亲这决绝的认定,使我不能判断母亲是可怜的被骗者呢,还是在故意掩藏某些事实,我母亲自以为很超前有效的教育方式,其实已经把我搞得云里雾里了。如果我不信母亲,那么我错的可就不是这么一点点;如果我信母亲,那么和老五在一起的晚上都是做梦吗?老五给我灌输的都是恶魔的幻觉吗?
老五年纪轻轻就做了母亲之后,我母亲就装着没有说过以前的话,装着对老五的清白从没有抱过幻想。
我小时候最好奇的地方不是台湾岛,不是美国,而是二十里之外我母亲的娘家——花塘。
按照我母亲的说法,这个跟我家不足二十公里的地方奇情怪事层出不穷,且件件具有教益意义。那地方出过大官、大资本家、大名人。我每次去,都充满期待,渴望亲眼目睹那么一两件奇事、一两个名人。可是每次,我都是满怀敬畏而去,清汤寡水地回来。外婆村子跟我们村子什么区别都没有,只有两棵好几百年的银杏树,杵在村子口。我到外婆家的唯一收获仍然是听故事。我每次去,都能听到我外公说的关于他遥远老家的故事:
我老家有个男人,娶了妻子不好好工作,整天出去吃喝嫖赌,有一天,老天爷气急了,一个雷,“啪”把他劈死了。
这话是说给我二舅听的,我二舅输红了眼,形容枯槁、两眼无神,沉浸在打错牌的懊恼之中,边嚼饭便发呆。一开始,我外公试图武力管制。可是我二舅人高马大、发起脾气来房梁颤动,万般无奈之下,我外公只好以理服人:
我老家有个男人,有一天,他老子叫他出门带把伞,就这么小的事他都不听,结果,他淋了一场雨,回来高烧了二十多天,好了之后,脑子就坏了,成了白痴。我外公最后总结说: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的外公,还健康的时候,就替自己卧床不起做了打算,他又说:
在我的老家,如果哪个父母病了,需要哪个儿孙的心做药引子,那个被指名的儿孙二话不说卷起袖管就得把心掏出来。
那时,我瞧见自己的胳膊上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有天中午,我看见外公家一个邻居姑娘弯腰在门口洗头。她长长的秀发一直拖到腰部。堆在脸盆里满满当当,洗起来也格外费力气、费热水。她妈妈帮她梳理,她弟弟帮她端水。我外公看了一会儿突然提高嗓门对我说:
我们老家那里,有一个姑娘有一天冷不防就死了。
怎么会死呢?
我本能地接过话头,一接过话头我就后悔莫及。果然,我外公认真严肃地告诉我:
风。是风。风从头皮上的毛孔钻进脑子里,人就死了。
我看到外公邻居家三个人全部像被点了穴似的僵立在那里。水盆里的腾腾热水袅袅上升。那个端木盆的孩子张着嘴呆若木鸡地盯着我外公的嘴,那个姑娘被满头乌黑的头发遮住了脸,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我看到她手指上的水一串串往下滴。那个做妈妈的,把手上的毛巾一把搭在女儿头上,好像那湿漉漉的毛巾真能挡住风似的。不过,这都是一小会儿的事。很快,那家人纷纷意识到这话不对,这姑娘又不是第一次洗头。他们各自动了起来,装着没事人似的继续洗头。不过,他们后面的动作明显很敷衍,很心烦意乱。那天下午,那个姑娘的头一直用毛巾裹着在屋子里进进出出。到了晚上,毛巾才被揭开。揭开了毛巾的头发因为长时间的包裹和挤压,别别扭扭地贴住头皮,乱蓬蓬的,反倒没有洗之前那样流畅和整洁。
母亲的话并非完全危言耸听,我的确见到一个犯了错误的女孩子的死。那时,录像机已经流行到我们村子,我们村的西坝上也建了一个录像厅。一到晚上,少男少女们蜂拥而至,我们这些念初中的女孩子还没有资格跨进那道门槛,只好在心里无限向往。突然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往西坝上跑。不被管束的气氛之中,我也被人流裹着涌到这间写着“录像厅”的房子里。那个姑娘已经穿戴整齐,笔直地躺在地上的席条上,地上跪着几位中老年妇女,有可能是她的奶奶、她的妈妈。她们呜咽着、抽泣着,因为羞耻和难堪,她们的脸始终没有抬起来过。
关于这姑娘的死,我至今没有搞到标准答案。有人说她是自寻短见,因为被一个放录像的搞大了肚子;有的说她是被刺死的,两个男的为了抢她动起刀子,错了手。
这个女孩子,我对她仅有的印象就是,她走路的时候,胸脯挺起来,眼睛平视前方,脸上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
我母亲对此类事件必然有她自己的见解。这以后,她看到胸脯微微挺起来的姑娘,就会不由自主地骂一声:
丑货。我想她一定是想起了那个死在录像厅里的姑娘。挺着胸脯的姑娘如果还胆敢跟男人说话,我母亲一定会气急败坏地补充一句:
**。
唯恐对方听不见,她会加快频率急急地补上一句:
不撒泡尿照一照。
从来没有人回应过,我怀疑她们没有听到。唯有我牢记不忘。遇到水,遇到玻璃,我便下意识地照一照。我经常小心地、自觉地钩住我的背,生怕露出线条遭人背后议论。我剪短头发,令其遮盖住额头和颈脖。即使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也羞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多看一眼自己的穿在衣服里的部位,都有罪恶感。洗澡的时候学妈妈的样,先把灯吹了再脱衣裳,在黑灯瞎火里头把自己抹一遍。我到十八岁进城之后,才怀着羞愧和自责,在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地看过自己长什么样。我用一只一块钱买来的麻糕大小的小圆镜,胸口照照,腰上照照,后面照照,小腹上照照,囫囵吞枣地匆匆看一遍,仍然稀里糊涂,不知道是丑的还是美的,后来一直糊涂着,许多年。
一凡,一直静静地倾听,把我的思绪一点儿一点儿带回过去。我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正是这种回忆,唤起我心底的悲伤与感慨。他告诉我,许多事情在意识到之前就已经被注定。从小到大,我们的心会一直毫无选择地吸收各种影响力,在不知不觉的状况下,这些构成世界的所见所闻。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影响了我们的想法、感觉和信仰,决定了对生活的态度和方向,也决定了要和求。不过,极少有人有能力停下来思考,大多数人,紧闭双眼,光是承受。这些被剥夺个性的人,其实还不如一无所知,而有些人,一开始就能保持警惕,慢慢识别、纠正,有选择地接受,形成新的自我。
我母亲,从我外公那里获得了一种价值判断方式。这些价值本身是清白的,后来被当成武器一代一代往下砸。砸下来的这些东西组合成了我们的视野和世界,我们的欢笑和忧愁。如同一个全身被淋湿的人,他的手碰到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会是湿的,但他没有被禁止触碰任何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在年幼的时候就把我整个罩住了。它把我关闭起来,不给足够的空间,没有同情,没有选择。我们任由它拖着向一个地方,一个洞穴。而且还会本能地将它悉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现在我感知这种不幸,甚至我们的逃避,用许多年来逃避也仍然是在继续着这种不幸。逃避是另一种形式的忠诚。现在,那种逃避和忠诚都淡化了。我现在回想这些,这些东西已不带有恶意,再无害人之心。它变了面目,在经历了磨难的心灵面前,它只是成了回忆,成了可以放手的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