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乐了,眼睛眯起来:“大娘,你就包涵着点听吧,在延安,我都找那些外国医生看过,不行,胎里带的毛病治不了,你就等打败日本鬼子吧!”
“怎么?”妞妞问:“那时就不打呼噜啦!”
他戳着她的鼻子:“就喝不成枣儿酒,离开羊角垴啦!”
郭大娘说了一句伊汝在以后才觉得大有深意的话:“只怕到了那一天,想听也听不到了。”
“确实也是这样的……”伊汝记得1957年一次支部生活会上,就从这呼噜开头讲起来的:“现在,甭说郭大娘再听不到毕部长的雷鸣鼾声,就连我,给他当了那么多年秘书的人,那鼾声对我来讲,也像河外星系发出的脉冲信号一样,要用射电天文望远镜才能接收到了。他太忙了,会议会议会议,运动运动运动,剩下一点点时间,何茹同志还要他干这干那,要他穿拷花呢大衣,要他学跳华尔兹,就是不替他想想社论怎么写。四版上那篇捅了马蜂窝的小品文怎么收拾?所以这回郭大娘从羊角垴来看看他,连坐稳下来和大娘谈五分钟的时间都挤不出来,而且把大娘好不容易带来的四瓶枣酒、柿饼、核桃,连同大娘一块交给了我,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他终究是跟毕竟多年的人,“为长者讳”这点品格还是具有的,伊汝并不曾讲毕部长怎么特别为难地,掏出一把十块钱的票子,塞到伊汝手里时的情景:“你把郭大娘接到你那儿去住吧,你也抽出十天八天时间陪陪她,编辑部我告诉一声就行了。她想吃什么,想要什么,你尽量满足她。没办法,何茹怎么也不大乐意郭大娘住在家里。这酒你拿去喝吧,现在夫人有了新规定,非要在巴拿马博览会得奖的酒才许可喝。”
伊汝想象得出那个泼辣的何茹,会怎么样向毕部长施加压力,他推回那把钞票:“我也不是没有钱!”
毕竟叹了口气:“分明我也知道,那也未必能减轻我的不安。”接着他愤慨地说:“我们能打败鬼子,打败敌人,可对小市民庸俗意识无能为力。”
“怕未必全是客观因素吧?”伊汝同情地望着毕竟,倒不是他比他的老领导高明。那时,他也正面临着一场情感危机,那个新寡的凌凇,正如一棵能缠死老树的古藤一样,紧紧地依附着他,硬逼着他在她和羊角垴的妞妞之间做出抉择,所以伊汝才会有这种感慨吧?
那到底是解放后第三次看望毕部长了,郭大娘是完全能够体谅他的了。她随着伊汝来到报社后楼的单身宿舍,一边爬那五层楼,一边说:“我知道,伊汝,如今老毕是大干部了,进来出去的全是屁股后头冒烟的,我一个穷山沟的老婶子,在那明堂瓦舍的四合院里住着,是有点不适称。”其实,伊汝知道,如果四合院里没有部长那位娇妻,毕竟养郭大娘一辈子,也绝不会多嫌她的。然而回想起来,解放后她头一次进城来,就把何茹给得罪了。她首先错认保姆是何茹的母亲,一把拉住就不放,夸赞她生下的这个漂亮姑娘——还用手指着何茹,怎样有眼力,挑上了毕部长这么个好样的;他除了打呼噜而外,再没比他好的了。打呼噜有什么呢?多听听就惯了。老毕进城这些年,晚上纺线听不到那呼噜还怪空的慌呢!这终究是个误会,何茹性格也是爽朗的,哈哈一笑了之。但郭大娘这位军烈属,这位子弟兵的母亲,还以为这些人是当年住在羊角垴的八路军,紧跟着竟摇着头端详着何茹:“你年纪轻轻,能吃能做,怎么还雇个老妈子呢?”又扭过脸来直截了当地批评毕竟:“这可不是咱们八路军行得出来的事!”这下惹恼了何茹,她是个说酸脸就酸脸的女人。伊汝记得,毕部长嘿嘿一笑的时候,何茹的脸起码长了一寸。第二次进城,是1954年,伊汝记得那正是国泰民安的年头,郭大娘背来了几乎整整一驮子东西:小米、红枣、山药、地瓜干、枣儿酒、摊好的煎饼、煮熟的染成红色的鸡蛋,羊角垴所有能拿得上台面的东西,都搬进毕部长的四合院。因为郭大娘甚至比终于生了个大胖小子的何茹还要高兴,也许她的老伴、儿子都牺牲在革命战争中的缘故,对于那裹在襁褓中的新生命,又是爱、又是亲,乖乖长、乖乖短地搂着,就像她当年疼爱着伊汝这个小八路似的。伊汝看到何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恐怖的灰色。他知道,甚至像他这样被何茹看作小老弟的,不怎么见外的人,一进四合院,都恨不能跳进消毒水的大缸——如果有的话,杀死浑身的细菌,以免传染给那可爱的小宝宝。好,这位来自羊角垴,有大脖子病、柳拐子病等病例的穷山沟的老大娘,这还得了,她叫着大嫂——那老保姆早辞退了。“快抱去喂第二遍奶!”
大嫂看看钟:“还差十五分钟呢!”
“今天提前,四分之三的奶、四分之一的水、十五克糖、一勺西蜂蜜——”
郭大娘还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听说奶个孩子,有这么复杂的学问。不过这些量度名词,使她想起来什么,连忙回过头去:“咦,妞妞呢?”
伊汝一头跳到天井里,心想:敢情,都够一头毛驴驮的土特产了,大娘是弄不动的,原来是她!这时,那个腼腆而并不忸怩,短发宽肩膀的妞妞,正站在花坛旁边,注视着那一丛正盛开的浅蓝颜色的花。花坛里有着各种的花,粉的、红的、黄的、白的,只有这一丛与众不同的花特别引人注目,引起了妞妞的关切。也许她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庭院里,感到自己很像这种蓝色的花,有些不大合群吧?
那一回住的时间很短,主要是妞妞惦念着她的种子,夏秋之际,正是扬花授粉、含苞结穗的关键时刻,无论如何也不肯多待。尽管只是住了几天,何茹的脸一天长似一天,就在她俩回羊角垴去以后,何茹朝她丈夫总爆发了。正好伊汝来问一篇稿子的事,赶上了这场兴师问罪的暴风雨。一个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游击队长,一个口若悬河的宣传部长,一个堂堂大报的主编,对于夫人一点办法也没有,除了唉声叹气。何茹连这个小老弟也不放过:“听说,你还打算娶那个呆头呆脑的姑娘?”
“她呆吗?何大姐!”
“你都是小有名气的记者了,这样的爱人,拿得出手吗?”她不顾毕竟的阻拦:“我偏说,我偏说,你管得着么?”
伊汝竭力使这场暴风雨停歇,还等着发稿呢!便笑着问:“何大姐,怎么拿不出手?我问你,你们院里花坛上那种蓝颜色的花,叫什么名字?”
不但她,连学贯中外古今的毕部长也说不出。
伊汝为妞妞自豪:“你们看,她知道。”
何茹负气地说:“你愿意娶她,我不管,反正我不愿找个婆婆——”因为郭大娘出于一种好意,一种极纯朴的山沟里老妈妈的好意,曾向何茹建议过:一个孩子怎么能不吃妈的奶呢?也不是没有奶水,正因为做母亲的血变成了奶,把孩子喂大了,才叫一声娘的:“要是照你们这么做,那不是奶牛要成了人的干妈了吗?”哪曾想这番话把何茹气了个两眼发黑。
直到她们走的前一天,伊汝才抽出时间陪妞妞去逛这个城市。不过,她一定要去报上登载过的,那个新建的植树园去。但那是个不开放游览的科研单位,只好凭着记者证左说右说才进去。羊角垴是个贫瘠的山区,无霜期要短一些,妞妞从来也没见过那暖房里亚热带植物浓翠欲滴的绿色,她那文静的脸上,露出了惊诧的神色。她告诉伊汝:“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到蓝颜色的花!”
“在哪儿?”伊汝连忙四处寻找。
她甜甜地一笑:“是在毕部长家院子里,你知道那种花叫个什么名字吗?啊,还是个记者哪!连那都不明白,我从大辞典上把它找到了,你猜叫什么?一个怪好听的名字!”
伊汝望着她那恬静的脸,等待着。
“毋忘我!”她轻轻地吐出了这三个字。
“哦!你是怕我把你忘了,妞妞!”
她在那结着相思子的南国红豆树下,笑着,然而是深情的,像过去在莲花池主峰上的清泉水边一样:“如今你是大人物了,我常常在报纸上念到你的名字!”
“可是你知道吗?妞妞,我常常在心里念着你的名字!”
但1957年那次只是郭大娘一个人来的了。因为在这之前,她得了一场重病,差点没到阴间去同她那牺牲的老伴、儿子团聚。也许意识到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把积攒下的抚恤费二百多元,买了口棺材。然后,就剩下一桩心思,把伊汝和妞妞这两个孤儿的婚事了掉,这眼睛大概也就可以闭得上了。伊汝的父母都是烈士,是红军东渡黄河时牺牲的。而妞妞的爹妈则是羊角垴附近,靠挖煤为生的穷汉。所以她有一副能干活的宽肩膀。那种小煤窑瓦斯含量相当高,两口子不幸双双熏死在洞里。郭大娘刚送走参军的儿子,回来路上,看见妞妞里一半外一半躺在洞口,已经快要死了,这才抱了回来,成了她的异姓闺女。所以第三次来搬到五层楼上伊汝的单身宿舍住,倒对她的心思。
有人去请教伊汝:“大娘家的老黑是谁?”
“哦!那是她家喂的一条黑老母猪!”整个单身宿舍爆发出一阵大笑。郭大娘望着这些年轻人,似乎又回到烽火弥漫的年代,只是如今年轻人都不大唱歌了,这使她遗憾。那时,八路军走到哪村,唱到哪村,都能把人心里唱出一团火来。好多人怎么参加革命的?都是被八路军的歌子唱去的。于是她恳求伊汝:“你跟大伙一块儿唱个‘风在吼’吧!多少年也听不着了。”好在大家都会的,又是这样一个革命母亲的请求,就兴高采烈地分部轮唱起来,唱着唱着,年轻人注意到这位妈妈的脸上,是笑着的,但是止不住的眼泪,却在那张笑脸上簌簌地跌落下来。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站在门口的毕竟,也悄悄地抬起手,拂去脸颊上滚烫的泪珠。
大伙发现总编辑出现在这灯光黝黑的走廊里,至少是破天荒的事。人们笑笑,离开了伊汝的房间。毕竟看得出,这种笑是谨慎的、敷衍的,是一种对付上司的笑。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时候,他叹了口气,对伊汝说:“上回你说得对,不完全是客观,应该从主观上找原因,难道我们身上不正是丢掉了一些可宝贵的东西吗?”
“你指的是什么呢?毕部长!”
“有酒吗?”他望着桌上伊汝给郭大娘买来的扒鸡,油嫩光亮,不觉嘴里有些涎水了。
“我这儿可没有巴拿马赛会获奖的名酒!”
郭大娘又像在羊角垴的家里,望着他们吃小米捞饭时的样儿,看他们就着鸡腿,喝着枣酒,谈论着她有时听懂、有时听不明白的一些题目。什么传统啊!作风啊!什么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啦!一会儿又冒出个斯大林和安泰;斯大林,郭大娘是知道的,在电影里都看过那个叼烟锅的人,可安泰呢?她想,没准是个老干部了,能见到那样大的外国人,恐怕未必吃过S县的小米捞饭了。
“大娘,生我的气了吧?”毕部长眼睛又眯起来了,这份高兴,不是来自枣酒,也不是来自扒鸡,而是他像一名实习医生那样,终于找到了患者的病因。发烧是表面现象,而病毒感染才是肌体受到损坏的内在因素。“你骂我一顿吧,老坐小轿车,不接地气,就不容易听到人民的声音,就昏昏然,大概总有三十八度五了吧?”
“人民总是原谅我们!”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捶着自己的脑袋。
在支部生活会上,伊汝继续发挥着他的观点:“……说实在的,进城以后,我们心里还有多少地盘留给根据地的乡亲,留给群众,留给人民呢?慢慢地就把那些用小米养我们的,用小车推我们的,用担架抬我们的,把我们认作儿子、认作丈夫掩护过的老百姓忘了。而我们党正是靠这些老百姓打败了敌人,夺取了胜利,所以党章、党纲千叮咛,万嘱咐,要密切联系群众。因此我想,要丢掉了这个优良传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人民群众要唾弃我们?危险啊,同志们,我在给自己敲警钟。有一种花,是蓝颜色的,叫作毋忘我,我每当看到这种花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那朵蓝色的花在问我:‘你把我忘记了吗?是的——’他望着斜坐在对面的凌凇,她那时刚解决了组织问题,也许是党的生活会,她觉得没有必要搞服装展览,穿得像中学女生那样朴素,胸前别着一朵小白花,表示她深切怀念那死去的爱人。他心里笑了笑,接着说:“有时也会迷茫,也会糊涂的。”直到下班铃响,会议结束时,大家收拾东西乱糟糟的情况下,她突然塞过来一张纸条:“不反对吧?我来看看大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