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请我谅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她是这个时代的宠儿,而丁丁君,对不起,也许下一个世纪——
“那么这位生不逢时的年轻人呢?”
“他来了,刚才还在这里,我们争论垃圾的集中处理问题。咦,不是在那边吗?”朝他手指的方向,在大厅的另侧,我发现丁丁站在那里。他也看到了我,便伸出了手向我示意。大厅里熙熙攘攘,尽是些或衣冠楚楚,或珠光宝气的与会者,我想,很可能杨菲尔玛把她乡村俱乐部里的豪富,都拉来助兴了吧?因为这些非文化界的来宾,每张面孔我都很陌生,但他们好像和丁丁有一面之缘,很可能因为他是他们寄予期望的明日之星吧?由于要不断地打招呼,他想往我这边靠拢,竟一时挤不过来。看他的表情,大概杨菲尔玛尚未把谜底向他揭晓,仍旧蒙在鼓里,所以,本不应是局外人的他,却无所事事,就有点不自在了。“浑小子,这是给你开的会呀!高田风光,你更有面子啊!一会儿,等着瞧热闹吧!”我真羡慕他有这样一个贤内助,虽然是加引号的妻子,在法律上只能算是事实婚姻,但她能安排得如此妥帖,老弟你不费举手之劳,便坐享其成,这种幸福,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机会得到的。
我为他高兴。
这时,小乐队奏起欢迎曲,主宾们从休息室里相继走出来,鸡尾酒会本来是比较随便的不那么官方色彩的应酬,但中国人仍旧习惯把那些生活筛子筛不下去的有体积、有分量的大个儿人物,尊让到显著位置,他们端着酒杯,也好像早演习过似的站到了应该站的地方。哈!我从这排有头有脸的人物中,发现了我的老朋友徐总,但他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中的我。当我听到杨菲尔玛介绍几个主办单位的名称,其中也有徐总那个大公司时,我反而觉得他要是不来凑这个热闹,不出席这次酒会,不和杨菲尔玛站得这样靠近,倒有点不正常了。
我注意到那条很具有青春气息的领带,显得格外潇洒。
下面,自然是那位日本垃圾才子的镜头了。日本人穿西服,优点是几乎挑不出毛病,但也很难看出着装的个性特点,高田君则尤其中规中矩,应该把丁丁送我的那套和服借他穿才是。
也许这是一种外交礼仪,才找他本国人做翻译的吧?我只能这样理解。
本来,高田在清醒的时候,很精明,在喝多了的时候,很本色,现在,他这种不醉之醉,倒弄得不尴不尬,里外不是他了。我看杨菲尔玛也不耐烦听这套味同嚼蜡的作者致词了。便对身边的徐总耳语,随即见他移步后退,向他们主宾的休息室走回去。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为那位小姐办什么事,她有这种本事,用她的眼神,用她的脸色,甚至用嘴角的表情,完全用不着语言,去让别人做什么。她确实是高田所赞誉的那种时代的骄子,她不但主持着会议,还关照着会场的每个角落的每个人,熟悉的,不熟悉的,来往的,不来往的,都用她那带气功、带磁场的眼睛,一一地招呼着。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轻轻拍了一下。我回头,不是别人,正是徐总。为了不干扰别人听高田讲城市垃圾的分类,我们退到大厅后边。他直截了当地替杨菲尔玛向我道歉:“就如长城的城砖上,有许多人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一件稍为像点样子的事情,必然有些人,想把自己与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的荣耀,联系在一起。”
“你这话太没头没脑。”
“我只是原样传达杨小姐的话。”
“你们刚才在谈论我?”
“是的。她很抱歉,因为一位环保界的前辈,认为这本书的中文版,要作序的话,非他莫属。对这样自告奋勇的人,简直是没有什么办法挡驾的?所以——”
我正求之不得,“那太好了,本来,让我写,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你真的不介意?我跟杨小姐说过,我了解你,大人大量,才不会放在心上。”
“那你倒用不着恭维我。其实,她那次带高田来找我,我说过的,最合适为高田这本书写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丁丁。”
也许因为大家正在鼓掌,而结束演讲的高田,又一个劲地致谢。地道的日本式九十度还要多些的鞠躬,不可能像鸡啄米那么痛快,每一次能拖到一分钟之久,我估计徐总没有听见,其实他受人之托,是在琢磨措辞,该怎样对我讲。甚至当主持的杨菲尔玛宣布请译者讲话的时候,我发现走到麦克风前的,不是丁丁,而是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士,我还在继续为情况的突变做合理的解释,也许考虑到翻译的质量,才找到更高明的外文所的专家吧?可徐总在我耳边那句显然是字斟句酌的话,我这才听出不谐和音来。
“怎么回事?徐总!”
“他应该到我公司去报到,而不是热衷于搞什么小区垃圾的综合利用。你再好的想法,你不切合实际,你就永远是不能实现的梦。不错,国家现在为每吨垃圾付出95元人民币,拉到郊区堆放在那里,但不可能把这钱交给你,在小区建燃烧垃圾的锅炉,那就会使一大批人失业,也使那些掏垃圾的老乡丢掉饭碗。然后,就算你建成焚烧炉,你向居民收他们的每吨10元或20元的倒垃圾费,再要收他们用的热水费,看他们打不打破你的脑袋。再说,你控制住回收的纸张、玻璃、废金属,那些收破烂的人,指什么吃?我弄不懂这个丁丁是怎么啦?一门心思在垃圾上?”
我明白了,他从衙门口开着他的吉普车跟进城来,原来只是为了他的垃圾集中小区处理计划,也就是成立“吃垃圾”的新兴企业。“那他肯定是动员杨菲尔玛投资了?”
“那还用说,这位小姐说,几乎磨了一晚上嘴皮子。”
“怪不得丁丁夸杨菲尔玛做期货交易,特别富于远见,敢情要她解囊相助。”看来他还是一个不变的丁丁,是我老伴印象里那个不折不挠,走起路来咚咚咚响的丁丁了。“不消说,小姐拒绝了?”
徐总笑了:“正因为她知道远景投资的风险性太大,没有绝对把握,她不会把钱往水里扔的。”
“那怎么办呢?”我想知道结果,虽然这个会开了,恐怕还只是个序幕吧?
“四个字,回头是岸。”
“否则呢?”
他没有回答,但招待会结束以后,在长城饭店门口的东三环大路上,那个以垃圾为目的,想营造一个干净世界的丁丁,和那个以垃圾为手段的日本朋友握别,和那个等待他去报到上任的徐总握别,和那个加引号的,不漂亮但绝对是神采飞扬的妻子握别,自然也是与为他铺排的那条通往殿堂的路握别……然后,走到我跟前,说:“我就不必和你握手了。”
“为什么?”
“我想很可能一两天里,要把一些没处放的东西,先存在你那儿,还会见面的呀!”接着,他跳上了那辆老爷吉普,朝北驶去。不用说,这是去三家店方向最佳路线。大家都站在路边不出声地望着,一直到他消失在无数的车流里,人们仍旧在沉默着。
我就更不想再责备这个死丁了,同时,我也不想埋怨在场的其他人,每个人都有其这样做的道理,都有其可以理解的缘由,都有其不能以简单的得失成败来衡量的标准,也许,这正是生活的复杂之处。于是,我想起我朋友的朋友,那铁路员工夫妇的女儿杨菲尔玛说过的话,人和人之间,是需要有一个磨合过程的。对汽车来讲,行驶若干公里以后,车后边的那块挂着的磨合牌子,便可以摘掉了。但对人来讲,这种磨合过程,说不定有时是需要付出一生一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