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母亲回过头,脚步并没有放慢:你穿我的鞋子,回去等收拾吧!
田盼弟的脸色刷地惨白。
下午两节课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一直在回味“收拾”这两个字。绝望和恐惧将她紧紧包裹起来,乌云一样向四周弥漫,天地间很快一片漆黑,她的脑子则一片空白。
和姐姐相比,田盼弟的脑子一向比较空白,每次考试都像是受刑。要不是姐姐深更半夜喋喋不休地讲解,她的语文一辈子也别想及格。
不单是学习,别的事情她也样样不如姐姐。她手工不好,家务不好,出去卖个青菜玉米也不灵,常常挑着箩筐跟在姐姐后面一路走一路哭,还一路听姐姐的叫骂:我又不比你多吃,凭什么你就不行?!
田盼弟经常把小妹妹拽弟背到山坡上,一个人对着天空发呆。后来她琢磨出痛苦的根源是因为自己不是男人。这个家里要是多几个男人就好了,她对跟她构造不同的男性充满了崇拜。做男孩子多好啊,他们都鲜蹦活跳,穿得体面,不像自己身上的衣服破得都可以当抹布了,还不用放了学就回去带两个脏兮兮的小妹妹。乡长是男的,大队干部是男的,连妇女主任也是男的!他们嘴上叫人家不要重男轻女,自己却公然骄傲是男人呢!母亲、奶奶和外婆这些女人全说男人好,这还有假?田盼弟一下觉得自己聪明起来:她之所以如此倒霉,就因为是女孩。明白这个道理不简单,更不简单的是她很快又明白了另一个道理: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能够生出男孩,这是她的希望所在。
金涛在三年级下学期突然转了学,他要随父亲进城了。田盼弟绝望得两眼发直,金涛却没有惜别之情。他来扛自家的板凳,顺便支起弹弓击中了一个男生的头,然后像兔子一样撒腿就跑。她趴到课桌上放声大哭。和上次一样,仍然有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不过这回是年轻的男教师,一位从城里读书回来的师范生。小伙子十八九岁,脸颊和下巴刚长出了茸毛。他跑过来,拍拍小姑娘的头:你有什么委屈?
田盼弟啜泣不语,旁边的女同学赶紧报告:田盼弟的家里是超生户。田盼弟的妈和政府作对。
年轻的男教师把手放在田盼弟的头上,说:那不是田盼弟的错。她受到了歧视。我们大家要团结她,给她友谊。
姜老师的话一出来,田盼弟的世界立即五彩缤纷。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事?看来光有不幸是不够的,要不幸到极点才行。
田盼弟上学的兴趣从此来了。年轻的姜老师一进教室,她的脸上就有一种真假参半的忧伤,哀怜的眸子默默地盯着老师。这一招确实有效。姜老师无论在多么热烈的气氛中都会注意到她的与众不同,及时过来关心她。姜老师无意中得知她的家很远,就用崭新的自行车载着她送她回家,然后才返回自己住的镇上。
田盼弟体验到从未有过的闪光的自豪和胜利。每次傍晚放学,她都唱着歌蹦蹦跳跳进门,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得了弟弟那一年,欢声笑语充斥了整个家庭。村上四十来户人家,家家分到两只红鸡蛋。生儿子挨家挨户发红鸡蛋,田家是第一户。姐姐当年就休了学。第二年春天,厄运降落到她身上。开学头一天,她伸手要学费,母亲却让她到学校去把板凳扛回来。晚上她躺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想到失去坐在姜老师自行车后座的荣耀,田盼弟感到无比绝望。夜里,她趁大家全部睡熟,哆哆嗦嗦地在黑暗中摸索着穿上衣服,溜出家门,从漆黑的村子一口气跑到了姜老师住的镇上,瘫倒在姜老师的门口,浑身不住地战栗,泣不成声。
姜老师手中拿着一本《人生》拉开门闩,赶紧把小姑娘抱回屋。一进门,她就搂住老师的脖子不放。她目光炯炯,单刀直入地盯着姜老师的眼睛,既不害羞,也不害怕,把这个比她大六七岁的大男孩给迷住了。他在她的嘴上狠狠地啄了两下。她的嘴唇还没有丰满起来,像两片树叶,姜老师把手探进她胸部时发现胸部也还没发育,两腿干瘦,羸弱无比。尽管她的果断和热情像一面鲜艳的旗帜飘扬在姜老师心中,姜老师还是强行把她的手拽开了。
第二天,他来到田家,以老师的身份对田盼弟的母亲做思想工作。母亲冷笑一声,“她的书读得怎么样,你是比我清楚的。”她用尖刻的眼神盯着二十岁的年轻人。在她的目光下,姜老师的眼睛躲躲闪闪。小伙子费劲地掩饰自己的紧张,仍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心思。他仿佛看到自己在亲女学生时,这个未老先衰的女人自始至终都在暗处偷窥。
这时,田园的父亲开口说:“书是肯定不能念了。我没法同时供三个女儿上学。”他指的另外两个女儿是招弟和在教室外站着听课的拽弟。他把“三”字咬得很重,意思很明确。
年轻的教师怅然离开这户人家,为他们的愚昧和一贫如洗的光景哀叹。也为那个投身在自己怀里的十三岁小姑娘深深难受。
送走了老师的田盼弟苦恼如油煎,半夜坐在**愤怒地哭泣,哭累了就歪到一边睡,睡到天快亮时对着墙壁自言自语:老师,亲亲我吧,我是田盼弟!不知道是神志不清还是说梦话。姐姐听到这些敏感的字,把她几巴掌扇醒了。她知道大事不妙,吓得抖颤起来,以为姐姐一定会去告密,然后自己将被这个要脸要到极点——她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知道被人骂不要脸的一家人实际上就是为了脸面才落到如此境地——的家庭扫地出门。好在姐姐既没有汇报父母,也没有进一步追问,只是从此把她看得铁紧,不让她有机会再去可能沾染上是非的镇上。
田盼弟心里空得慌,便加倍地疼爱小弟弟,把舍不得吃的白面馍塞到小弟弟的嘴里,惹得母亲破口大骂。小弟弟笑逐颜开,以为是一种新的游戏。田盼弟不管母亲的脸色,动不动就拿着小弟弟的小鸡鸡在手上把玩。母亲拿香皂和柔软的刷子给小弟弟擦洗头发和皮肤,可是姐姐们只能到山上采来桑叶洗比弟弟多得多的头发,用洗衣服的肥皂洗自己身上的污垢。每天晚上,家里最热闹的一件事就是全家大小轮换着抱一抱这个肉墩儿;一旦小弟弟睡着,全家人马上噤若寒蝉。没有特别充足的理由,母亲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声。母亲惩罚女儿们的方式很特别:在哪里发出声音,就在哪儿跪在原地不准动。碰巧哪天小弟弟睡过了头,双腿发麻的姑娘们的眼泪就哗哗地往自己的手背和膝盖上流。所以这家人走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踮脚尖、缩脖子。很多年后,除了田盼弟改得彻底些,其他人仍旧多多少少保留了这个特点。
但是田盼弟不恨母亲,恨姐姐。因为她是姐妹中跪得最少的,因为她很少犯“错误”。
此外,田盼弟也恨她管得太多,恨她是说了算的老大,恨她比自己名声好,恨她干活麻利,总之,恨她处处把自己比下去。
她想不通为什么她就不如姐姐,为什么大家都小瞧她?
反正她们没把我当什么好人!有了这种思想的田盼弟,看什么眼神都十分放肆,满不在乎。逢上哪家娶媳妇嫁姑娘,她会望着大红箱子、新棉被、高跟鞋行上十分钟的注目礼。她想象自己也穿上电视上的碧绿色旗袍,身影袅袅,男人们争相观望。虽然生在乡下,田盼弟却有非同一般的潮流意识。她将妈妈的旧哔叽裤的裤脚翻上一寸缝起来,然后用茶缸装上开水烫平,立即变出了新花样。到后来,她改爸爸的长舌帽,中山装,就连奶奶的裹脚布她也不放过,洗洗干净给自己做了一件胸罩。她穿着这件胸罩让两只小**勇敢地透出来,透过泡泡纱衬衫,冲向全村人的瞳孔。这是田家村有史以来第一件“有型”的胸罩,在这之前,大多数妇女的的确良衬衫里透出来的总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田盼弟的创作天分让人瞠目结舌,有些直爽的妇女破口大骂,希望骂声可以拯救这个下流的女娃。可她既然能够晚上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改出一件与众不同的新衣服,也就能够在白天公然亮相时,无所谓地听恶毒的妇女们将她骂成小**。田盼弟还把翁美玲这样的大明星的印刷品贴在墙上,把诸如“天涯何处无芳草”之类的名句抄在小本子上,旁人看来她这是破罐子破摔,她自己却觉得十分快意,就像妈妈说她不应该穿那种胸罩时,她小声说:就穿就穿,气死你!
她养成了去小镇上游逛的习惯,虽然口袋里没钱,仍然到各个杂货店东张西望。眼花缭乱之后,她觉得自己的身价高了很多。为这一点小小的快乐,她付出了许多代价,最大的代价是,她的名声越来越差,跟姐姐分成了两个档次,完全背离了她想超过姐姐的初衷。
她真觉得不公平。都怪姐姐的低眉顺受将她的不安分比了出来。她常常躲在屋后的草堆上哭,半夜把眼泪抹在枕头背后。总之,她对于乡下的生活厌恶到极点,又没有办法改变。她到底能力有限,除了哭,没有其他办法。
田甜叹口气,把眼睛从纸上移到窗户外面,看到一个男人正朝着花店走过来。
这个男人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头,留着艺术家一样的长发,穿一件藏青色的休闲装,眼睛深沉,举止优雅,一看就是个有品位的人。田甜心里咯噔一下,一种特别的感应从她体内穿过。店里的小姑娘喊道:雷老板!
他朝她们点点头:帮我扎一束“凤之舞”,马上要。
田甜不知不觉站起来走到门口。
这是我们老板娘的妹妹。小姑娘介绍。
他转过脸来对她点点头。她碰到了他的眼睛。她的脸突然红了,心脏也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说:今天有位朋友过生日,送这个比较合适。
她冲他莞尔一笑,就进去帮忙。她手忙脚乱,没有头绪,脑子里嗡嗡作响,不过到底掩饰住了。她请他稍等。她弯着腰找丝带,有意把身子绷得紧紧的,抬起身来时也记得收紧小腹,挺起胸脯。那加工过的胸脯饱满而挺拔,有些调皮又有些尖锐。她的眼睛盯着正在理花的店员,仿佛行家一样认真审视,其实心不在焉,盘算着这个人是谁,有没有女朋友,有钱或仅仅是驴子拉屎外面光?
他走时微笑着说再见。她盯住他的背影,希望他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回过头来,与她的目光相撞,然后对她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
他没有回头。
他一直盯着自己手上的花,遇到行人时小心地将花举过头顶,生怕被碰撞。他走路的姿态不疾不徐,宽大的肩膀仿佛一堵可以信任的墙。田甜再一次被触动了。她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直到他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
她心中怅然,莫可名状。等回过神来,才省觉对方没有付钱给她。她急忙问店员:他忘记付钱了是不是?
她飞快地想:说不定他马上会回过头来付钱的,他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忘记付钱。还有,说不定他是有意的,有意制造下一次见面的机会,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
店员看着失魂落魄的田甜笑了:他叫雷向阳,是康老板的好朋友,经常来买花,每月结一次账。
雷向阳?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姐姐姐夫都提到过。他有个酒吧,是个诗人。天哪,他还如此英俊年轻?田甜突然发现这个花店简直有趣极了,神奇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