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笔趣

附 张謇一生值得我们思考的三大主题 第一主题 张謇的实业实践与精神世界 01（第2页）

从具体的操作上来看，张謇的经济观不是着眼于某一工厂，而是逐步营造起一个企业体系，即产业聚群。同样，张謇的教育观不是着眼于办某一所学校，而是逐步营造出一个文教体系。张謇的救国观不只是局限于实业、教育两大类，他的思想在于谋求通海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天我们有个差不多一致的看法，认为张謇有个最终目标：第一步，按照自己的理想建成通海“第一城”；第二步，通过“理想城”示范效应，推广发力，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幸福的中国。

上面是我研究的结论，下面来看支持我这些结论的证据。

在通海垦牧公司第一届股东会上，他对自己的理想世界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表达：“凡鄙人之为是不惮烦者，欲使所营有利，副各股东营业之心，而即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注意这里的两个用语，“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地方自治”，这表明张謇借用股东的资产，不只是为股东创造收益，还要达到他的部分甚至全部理想国的目标。

到了晚年，目睹军阀混战、社会动**的局面，张謇站在自己理想国的高坡上，此时他一定是痛心疾首的。即使在那样的心境下，对于他的理想国，对于他秉承了一辈子执着的本性，他仍然念念不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他在那时写下的一段文字：“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直到此时，张謇还紧紧地抓着他实现自己理想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自治。

就像一个宗教信徒一样，张謇用一颗虔诚的心，一步一步走向自己信仰的彼岸。虽然无数个狂风巨浪向他扑来，他仍然不停下自己前行的脚步。他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令人钦佩。

三大人物的巨大落差

1895年前后，在那时的华夏大地上，就有三大人物叱咤风云。正是在1895年这一年，这三大人物，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

考试成绩不好、头脑里满是理论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海外漂泊的孙中山选择了武装革命；而考了头名状元的张謇选择了兴办实业。三个人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救国，这正合了中国的一个成语：殊途同归。当王者归来之时，大约是在19世纪末年，三个人物的知名度，在当时的社会上却差异很大，而且不是一般的大。

孙中山没有被那时的国人真正认识和了解，在当时很多人的眼中，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孙中山无非是一个犯上作乱的逃亡者。相比之下，张謇的名气却在如日中天之后再度跌宕起伏，早年，他以大魁天下而赢得天下仰羡，现在又以状元办厂的壮举让国人大为费解。

康有为参与的百日维新，那可是由光绪皇帝亲自主持的。他在光绪皇帝那里跑前跑后，只是最后的下场很悲惨，弄得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有为也成为朝廷通缉的要犯，逃亡他国。维新变法不过百日时间，一闪而过，保皇党逃亡海外，在国内，康有为的影响力明显淡出。相比而言，一直坚持办实业的张謇却在小试牛刀之后，名气暴涨，他在媒体上的出现频率取代了康有为。

零资本如何起家？

张謇之所以后势走红，还不仅仅在于他办大生纱厂取得了成功，更多的是他又参与了不少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张謇不愿做官，这并不等于他不关心政治。只不过他与我们一般人关心政治的方式不同，他亲自走上了他选定的新的政治战场——推动立宪。他这样做，不排除一个私心：身在商界，为了稳定的市场环境，他必须关心政治局势的变化。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具备足够的条件关心政治、参与政治，这个条件就是他的状元头衔，同时加上大生集团给他带来的新的社会身份——绅商。这两个条件叠加在一起，也就天然地使他成为东南地区绅商的领袖人物。虽然实际上他不是最富有的人物，甚至有时他还是个“大负翁”。

在商界，读书人出身的张謇，生意做得实在不算好。毕竟，40岁之前，他一直在读书考试，没有经商的阅历；从商后，他家又不是大富之家，不是富二代，也就没有经商的资本。没有本钱，空手套白狼，能做大生意吗？没有经验，能一出手就做大生意吗？在商界，他这位半路出家的读书人，还没有成长为商业领域里长袖善舞的人物，这可以理解。然而，他有自己的优势，而且他也善于运用自己的优势——在政界的人脉资源。

与当政的两江、两湖督抚之间，他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有他十年前就与清流派、帝党官员之间结下的深厚情谊——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在那个时代，这些人脉资源，跟资金一样有着重要的商业价值。在这一点上，张謇十分清楚，他虽然没什么钱，但有着高层次的人脉资本。正是他善于运用这些社会资源，使他每当危急之时，就很容易地找到救星。他心中很清楚，自己也已经成为各界人士争相延揽的一项社会资源。资源的叠加效应，就是他白手起家的资本。

一个没有家底没有真金白银的人，却成为在激烈的商战领域立于不败之地的牛人！一个成功地将政治资本融于商业资本的牛人。

时代的领潮儿

每一个时代都会涌起时代大潮，但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今天，这样的人物被称为焦点人物、热点人物。在晚清时代，张謇不但成了时代的弄潮儿，还弄出了不小的浪花来，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领潮人物。

1900年，张謇策划并促成“东南互保”，并达到他的目标：保持东南市场的稳定。同时还带出一个副产品：在全国极大地提高他的声望。不过相对于下面的政治潮流而言，“东南互保”还只能算是小儿科。

同时驾驭实业、教育、政治三驾马车，与汤寿潜等若干大佬一起领导立宪运动，这些都使他在东南新旧精英群体中脱颖而出。立宪运动是继戊戌政变以后重新崛起的又一波新的政治救国浪潮，而张謇正是这股时代新潮流的领潮好手。

立宪潮流与戊戌政变不只是内容上不同，形式上更是大不一样。后者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从光绪皇帝那里玩起；而立宪活动恰恰相反，用文雅的话讲，叫“隐于市而兴于市”，最开始是在市民阶层、底层民众中兴起。在新的宪政运动中，已经完全看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身影，此时，他们仍然作为朝廷通缉要犯而不得不躲在国外，整个时代大潮中已经听不到一丁点他们的声音。

张謇、汤寿潜、郑孝胥成为新的举大旗的人物，这些人的玩法，是通过预备立宪公会、各地商会、地方自治团体等社会组织、民间团体进行，主体活动是连续发起三次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戊戌时期的维新派用的是幻想招儿，幻想跟帝党携手合作，用自上而下的推进法来“诏谕革新”。说白了，它最后的实际作用力就作用于皇帝身边的几个人，其他人在思想上很难有大的变动，就是听听新闻报道，其实啥也没有变化。这就是传说中的雷声大雨点小。而20世纪初立宪派的做法却完全不同，这些人切切实实做了大量的社会动员工作，目标是用合法的手段，用自下而上的途径——请愿运动——来促动政府加快立宪的节奏和频率。

两者的靠山不一样，后者是幻想依靠年轻的光绪皇帝，前者是依靠底层的民众，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绅商阶层、市民阶层。立宪派选定的这套玩法还真有相当的作用力，这作用力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喊声特别响亮，更不是他们有多么的聪明，而仅仅是时代的形势造成的：国家已经濒于被列强瓜分的边缘，革命迫在眉睫，时常有革命党人在城市里打游击、扔炸弹。立宪人士的喊叫声在中上层人士中已经引起强烈的回响，注意，不是一般的回应，而是成为当时主要新闻媒体的热点话题，在今天就是天天上报纸头版头条。

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的拉幕人是张謇。他到日本考察之后，就有一个想法：效仿日本，在咱们国家也搞宪政制度。他认定宪政的玩法是日本变强的现实路径，中国也同样可以仿效着搞一下。从这样的思想观点出发，他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拟定请求实行君主立宪的奏稿。立宪运动的帷幕就这样被他用力地拉开。

拉开帷幕之后，接下来该如何走？张謇的办法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词：请愿。如果请愿之后领导不同意该如何办呢？张謇的招数是再请，用他的话讲就是：“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

这段话，读起来感觉有点儿悲壮，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更加让人心伤。国会请愿运动只开展了三次，就被上面的领导给消弭掉。接着来的，是张謇最不愿看见却又不可避免的革命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