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天日记的结尾部分,张謇总结了他的收获:大清的图存救亡,必须从普及教育入手,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他这话,要是给军人听、给清政府官员听,肯定不同意,即便是给大清的志士们听,也不会同意。
在大清国政治家眼中,中国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岂是教育问题?在大清国开明的士大夫眼中,大清国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岂是教育问题?在大清国的军人如洋务派看来,大清国的问题是军事问题、社会问题,岂是教育问题?总之一句话,大清国的问题,岂能是教育问题?他们一定会大力批判张謇的“谬论”。
张謇认定,大清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应该只是当官的人才有这样的机会。只有这样,大清人才能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做到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
张謇看到,兴办教育需要大量的经费,钱是必需的,如何解决钱的问题呢?张謇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大力创办实业,用实业来解决教育经费的来源问题。
在张謇的眼中,教育与实业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真诚地希望这个历史的重任,由大清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担当起来,不是军人,不是官员,不是商人或企业家,也不是官府。
当我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这些观点时,联系他的个人发展史,居然发现,他的这些思想,在东游考察之前就已经有了,而且有自己的实践,他已经把他的思想付诸一系列实践的行动。而这一次的东游考察,让他有机会从正面、侧面来印证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对于个人、国家未来的发展路线,现在的张謇更明确,更坚定,他的思想也因而变得更丰富更深刻。这些渐渐地转化,成为他策划自己将来发展的基因。
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
五月三十日,张謇到了马关,这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马关条约》的签约地,春帆楼旅馆正是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的地方。
张謇的心情立即变得沉重起来,写下一首诗:“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旧马关前。”在这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逼迫李鸿章签约,逼清政府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2亿两)。《马关条约》让大清人蒙受极大的耻辱,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财产损失、主权损失。而这些巨额的赔款,养肥了日本的资本家,使日本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日本通过对大清土地的占领,疯狂地掠夺大清的矿产、资源,这些都进一步让日本对大清甚至亚洲充满用战争的手段霸占、抢夺的野心。
大清人对此刻骨铭心,余恨难消。
此前,五月十二日,在大阪参观博览会的通运馆时,看到日本人做的环球航路模型,张謇大吃一惊,“可异者,乃并我福建诸海口绘入,其志以黄色,亦与台湾同”。这日本吞我台湾,还想抢我福建等各入海口不成?张謇认定,日本人在这样的展会上的做法,暴露了日本政府想进一步觊觎大清国沿海领土的野心。在日记中,他写道:“振贝子、那侍郎或未之见耶?”振贝子、那侍郎这两人怎么就不提出抗议呢?振贝子、那侍郎两人为清廷官员,当时也在大阪参观博览会(贝子为清宗室爵位名,侍郎为官职名)。
六月初一,也就是在张謇东游考察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一位日本友人赠给他一本书,书名叫《道(光)咸(丰)间夷匪犯境见闻录》,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大清国际战争实录》,这本书的特点是“载道光朝夷祸事甚详”,在书中,张謇看到这样的字样:“日本以安政丁巳(1857)再版”。也就是说,日本人拿中国的书翻译出版,距张謇看到这本书的时间,已经过去46年了。
这本书,日本人拿来翻译出版,细细地研究,是什么意思呢?这说明一个显然的道理:很多日本人一直在研究打败清政府、打败清朝军队的方法。张謇看出来,“日本得此录,悬为殷鉴,遇事参校,遂获大益”。没想到吧,中国人的书在中国卖不动,至少张謇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却在日本流行起来,为日本人进攻中国提供详细而宝贵的参考资料。而此时的清政府呢?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没有哪位去翻译出版关于日本的书,“不能审敌者,其不能克敌固宜”,连对手家里的情况都不解,如何去打败对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张謇希望清政府还能记得古代人说过的那句话,希望清政府赶紧行动起来,深入研究对手,找到克敌制胜的办法。
从这里看出,对于日本觊觎大清国的野心,张謇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然而,后来的历史,即中国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非常不幸地证明,他的这种警觉并不是杞人忧天。
日本的教育模式
我之所以把教育放在最后,因为张謇把自己的第一要务定位在看日本的教育上。从《癸卯东游日记》的记载中能看出,他参观了20多所日本学校。这到底是哪些学校呢?他看了听了哪些方面呢?现在我们就跟着他的足迹一一看去。
在前往大阪的路途上,四月二十八日这天晚上,邮轮停靠长崎。第二天早上,利用开船前的那点时间,吃过早餐,张謇就急忙登岸跑到町村小学去参观。首先到的是长崎东明山寺内的私立鹤鸣女子学校,这是他看到的第一所日本学校。
入见教室,女子十余人,席地坐,内向,一教员面外立,黑板写菅原《去年今日侍清凉》七绝一首,口授之。一室二十余人列坐据矮椅,临毛笔画花卉。内又一室,十余女子事针黹,盖特别裁缝教室。
今天我们看来,他看到的景象再正常不过。但是,那时张謇的感受,跟今天的我们完全不一样。因为清朝的女人几乎不读书,穷人家的女孩子去种地,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在家里当小姐。日本人教女孩子的做法,一定使张謇非常震撼。不仅如此,中国的私塾里,一个老师教一个或数个学生,而这里是分班教学、分科授课,多个老师分科目教授一批学生。这种与中国私塾完全不同的做法大大超出了张謇的想象力。还有,中国学生读的是四书五经,而日本学生学的是画画、针线,天底下还有教授这样科目的学校吗?这些现象给张謇的刺激很大,真是中国人看到了东洋景儿。
接下来,他又跑到伊良林寻常(普通)小学校参观。这一次,他重点考察的是日本人办学校的经费是如何解决的;这里办教育,是赚钱还是赔本的买卖?
“校舍皆楼,去年落成。容童子六百余,十教员教之。视其一览表,地价一万三千余,营造费二万八千余,预算岁支四千余。教员俸金,自每月十二圆至三十余圆。授业料(学费)少者月十五钱。不足则取资于地方税之补助。”
在这里,他看到日本人办教育的做法:国家有税收补助,即国家教育补贴。这在大清政府,对于私人办学来说,那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
有时我想,张謇这样走马观花,到底能看到什么呢?当看到一些数据时,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数据是张謇将日本各级学校(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桌椅板凳的尺寸规格都一一测量,详细记录在日记中。他这样细细地看、认真地测量,不停地记录,应该是为自己接下来办教育做各方面具体的准备工作。成功属于有准备的人,细节决定成败,不管你信不信,这话我信了。
当我详细地梳理张謇的日记后发现,他花大力气重点考察了日本教育的三大方面,这应该是他最关注的地方。
第一方面,日本普及教育的经验
先讲一下他得出的结论。
第一点,日本的教育从娃娃抓起,具体来说,重视幼儿园、小学的教育。今天来看,这个结论也没什么,甚至都称不上是结论。但对比一下当时的大清国,你就会发现张謇为什么会有如梦初醒的感觉。这时的清朝还没有幼儿园教育这个概念,这一块的教育基本上是空白的,既没有专业的教师,也没有专业的教室、教育机构,最多就是爹妈抽点零碎时间,教教孩子。
第二点,日本重视师范教育。此时的大清没有专门的师范学校来培训从事教育事业的老师,教师的来源单一,无非就是科举考场的失败者,这些人灰头土脸,无奈之下搞点教育糊口,没有多少人专业去研究“教育产业”。
前面说他的结论,下面细看他探访的过程与他的深刻感受。
五月初一,张謇到达日本大阪,初步参观博览会——以后他还要细看。五月五日是中国的端午节,他参观了大阪市小学校创立30周年的纪念会。这天下起大雨,那时应该没有今天这样准确的天气预报,“学童之集者四万人,风雨交作,而学生行列不乱”。
日本人的这种精神,的确让人感动。假使这种情况发生在今天的某所小学,在大雨天里搞活动,小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一定会怨声载道,说不定网络上会有不怀好意者上传图片,学校领导会遭受某种指责也有可能。为什么在培养下一代吃苦精神上,中日相差这么大呢?张謇的感叹是:“三十年之成效也。”
五月初六,张謇参观大阪爱日小学校,以下文字抄录其日记:校舍若侧看工字形,教室光线合度。每室授四十或六十人,共凡六百人。又有补习科生百余人。教科为修身、国语。国语中分读方(即阅读)、缀方(即写作)、习字为三。余则算术、体操、唱歌。女子别加裁缝一科。每日五小时(类似于每天五节课)。
这种安排,今天我们看上去很平常。然而,与那时的大清国相比,这里很多做法都十分不平常。比如,大清的私塾里没有算术,没有体操,也没有唱歌。张謇来到教室,跟小学生们一起听了三节课,感受日本人上课的做法。
接下来,张謇到爱珠幼稚园参观。这里的景象有点让他吃惊,小朋友们在课堂里快活地玩,“课程则唱歌、游戏、积本(即积木)、折纸而已”。为什么不是三字经呢?而是玩玩木头、折折纸片?这得好好地想想其中的道道。
张謇当时没有来得及细想,他匆忙中记下各种游戏的方法。对于这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方法他没有像守旧的老夫子那样当面批评指责,而是击节赞叹起来。
五月初七这天,张謇上午参观了大阪东区第一高等小学,下午与日本友人访谈,主要是打听日本人创办幼儿园的历史,私人办园的程序手续、国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