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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铭刻在小难民心中（第1页）

第四十五章铭刻在小难民心中

我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这就注定了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

“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我至今记忆犹新。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一页。那时我不满6岁，由于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我5岁就上学了，是著名的师大附小一年级学生。从此，我便用一个小学生的眼睛来看这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用一个天真孩子的心，来感受和铭记民族的苦难和觉醒。

我家住在北京（当时叫北平）西城小沙果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大人们在窗玻璃上贴了许多牛皮纸条，是预防炮弹震碎玻璃伤人。再就是大夏天的也挂上了棉门帘儿，说是可以挡住子弹和炸弹的碎片。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防护措施了。

深夜，我被爸爸的亲吻弄醒了。他只对我说了一句：“乖，听妈妈的话！”

然后他又亲吻熟睡的弟弟。妈妈不准我起床，就悄悄地送走了爸爸。

第二天我在胡同口看见过伤兵，许多市民帮着抬担架，还有上前搀扶的，送茶水、送鸡蛋的。听邻居家的大人们说，医院里住满了伤兵。

不久，日本兵进了城。此时正值暑假，不上学，妈妈也不准我和弟弟出门。

秋后复课，校门口挂上了日本鬼子的膏药旗，进出校门，还要强迫我们给它鞠躬。不久，来了几个日本教师和一些日本学生，增加了日语课，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各个班级的孩子都必须学日语。

我妈妈是第三十八小学的校长，那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她非常气愤，毅然辞职。妈妈含着眼泪对我说：“不要去上学啦！就在家里，妈自己教你。”

我家人口不多，住的是独门独院。爸爸去南方以后，二舅一家人也从河北省农村逃进北京城来避难，跟我们住在一起。听二舅说，鬼子兵在农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把青年妇女抓到场院，扒光衣服，当众**，农村已是人间地狱。相比之下，日寇在北京城里还收敛一些，装出另一副面孔，讲什么“日中亲善，同文同种”，进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

晚上，二舅插上院门、房门，妈妈偷着打开收音机，收听武汉电台的广播。

好在院子里都是亲戚，不会走露风声。妈妈是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这在当时已经是学历很高的新女性了。她性格开朗，热情、要强，常常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听广播，虽然许多事我听不懂，但妈妈的意图是让我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每次广播当中，都要反复播唱这首号召力极强的抗战歌曲。妈妈还把歌词记录下来，教我背诵和默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她还给我讲戚继光抗击倭寇和甲午海战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流下了眼泪。

1937年冬天，二舅把我们送到了天津的英租界，这是逃离沦陷区的第一步。不久，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弟搭乘招商局的轮船，经过青岛、上海、厦门、汕头、到达香港。一路上妈妈很兴奋，叫我给别的乘客唱《义勇军进行曲》。每到一地，她都带我上岸去看看，给我讲这些城市和省份的特产，结论都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不会亡！”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地理课，印象极深，而且养成习惯，在逃难的过程中，父母常常结合当地的情形讲历史地理故事，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真是没齿不忘啊。

在香港，我们举目无亲。妈妈那年只有29岁，带着两个幼儿，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来坚持教我学习二年级的功课。待我和弟弟上床以后，她还要写几封信，寄给内地的亲友，到处托人寻找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大学教授，此时已参加抗日工作，在张治中将军任校长的一所抗日干部学校当教育课长。他终于赶来香港，刚把我们接到广州，就遇上了大轰炸。我们住在爱群旅馆（现在的人民大厦），这座13层的楼房是当年广州最高的建筑物，由于悬挂美国星条旗，日寇的飞机不敢炸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轰炸的惨相：敌机飞得很矮，在市区肆无忌惮地轮番投弹，民房起火，浓烟蔽日，许多百姓扶老携幼，跑到爱群旅馆的四周躲避。

爸爸说：“没有高射炮，连高射机关枪也没有，敌机就更猖狂啦！”

我们赶紧逃离广州，来到父亲供职的长沙。后来听大人们说，就在1938年冬天，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因而长沙一度成为抗战的中心城市。

我染上了肺结核病，被送进湘雅医院，男女医生都是美国人，会说中国话，待我很好。他们同情中国，说：“日本鬼子是法西斯，妄想吞并中国，好比蛇吞象！”因此，我从小就对美国医生怀有好感。

病还没好，就赶上了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若干年后，我长大了，才知道是国民党官员惊慌失措，岳阳失守，日军过了新樯河，误传过了捞刀河——此河就在长沙郊外，三国时期，关公大战黄忠，青龙偃月刀掉入河里，周仓曾经下河捞刀，因而得名——便下令在城内四处放火，把这座古城烧毁了十之七八！当时，父母仓皇地把我接出医院，没有回家，就沿着湘江岸边往城外逃难，回头一看，大火已经烧红了半边天，把滚滚的湘江水都染成了血红颜色。

这次又是妈妈带着我和弟弟逃难到了桂林。父亲公职在身，随学校撤退到湘西山区去了。

桂林是当时的文化名城，很多爱国的文化名人，大体上都是沿着平津——武汉——长沙，或京沪——香港——广州，这样的两条线路汇集到桂林来。“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惜，那清澈的漓江，奇丽的峰林，沿江的凤尾竹，鲜艳的夹竹桃，在难民的眼睛里并不好看。敌机常来空袭，我们天天跑警报，躲进七星岩的山洞里。这个溶洞很大，如今是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天接待几千位中外游客。当年这个洞里常常躲进一两万难民，灯光昏暗，空气污浊，席地而坐，拥挤不堪，还有病人和死尸从我们头上抬出去。那些千姿百态的石花、石笋、钟乳石，在我们眼里恰似死难同胞的嶙峋白骨。

在一次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之后，桂林城里住不下去了，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搬到郊外阳朔，投靠早一些逃到这里来的五姨妈。五姨妈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姨夫是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毕业的，由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他们毅然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姨夫是河北省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他爱书如命，带着10万册图书南迁，想在大后方继续办学校。他的理想是“教育救国”。不久，他回到湖南省的冷水滩，去筹办一所培养铁路员工子弟的扶轮中学。

母亲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又辗转来到了贵阳。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十分艰难，我的肺病还没好，当年也没有特效药，只能增加营养和吃鱼肝油，我不知道她从哪里买到了鱼肝油。弟弟只有6岁，帮不了任何忙，还很调皮。再就是经常带着我们跑到城外躲警报，一躲就是一整天，在大树下、田坎上教我俩读书。她失业了，我见过她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下一张借据，向我父亲的朋友汪德亮先生借贷“贰佰圆”生活费，借款者是我父母二人的名字。我不知道那笔钱是不是银元？我也从没见过这位汪叔叔。但我明白，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肯借钱给我们的汪叔叔一定是个好人，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在贵阳的一年，生活十分艰苦。作为母亲，她坚持每天给我和弟弟讲课，不让孩子荒废学业。作为妻子，她盼望着一家团聚，不肯远离丈夫，不去重庆、昆明，这次到贵阳，也是为了离湘西近一点。

其实，我父亲已经离开了湘西，他那个学校搬到了湘东南的耒阳县农村。那时候交通、邮政都很混乱，再加上双方地址经常变换，自从长沙大火之后，母亲不知写了多少封信，还是与父亲失掉了联系。

日寇同样轰炸贵阳。一次被称为“贵阳大轰炸”的惨案，也让我们赶上了。

法西斯的野蛮残酷，不仅仅表现在华北制造“无人区”，在东北用人体作细菌试验，在南京大屠杀，也对我后方城市的平民百姓进行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这次就出动数十架飞机，把贵阳市中心人口密集的商业区“大十字”、“小十字”炸成了血肉横飞的一片火海、一片废墟。那年我8岁了，亲眼所见的惨案，永远不会忘记，刻骨铭心。什么是法西斯侵略战争？什么是“弱肉强食”？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发愤图强？以及我的父辈为什么献身“教育救国”、“科技救国”？这些大道理，8岁的孩子不该懂，也不会懂，但那严酷的现实已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播下了觉醒的种子，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同龄人，爱国主义思想将决定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