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笔趣

第四十五章 铭刻在小难民心中（第2页）

1940年，我们一家四口在耒阳县小水铺农村团圆了。这是我童年第一次获得的相对稳定的读书时期，长达3年。母亲这人太要强，她给我制订的读书计划是：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大学毕业就去美国留学深造。且不要指责一位小学校长对自己儿子的希望，还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吧，就在辗转逃难、跑警报的路上，就在七星岩的溶洞里，妈妈也没有停止过给我补习功课。现在我8岁多了，该上几年级呢？爸爸叫我按部就班地上二年级，妈妈急了，说：“这几年你没管孩子，现在也不准你管！”她逼我插班，其实是跳班上了五年级——否则10岁怎么能上中学呢！

小水铺有一所精忠小学，多数教师来自北方和长沙。原来长沙大火之后，日寇由于兵力不足，没有侵占长沙，湖南省政府倒是迁到耒阳来了，县城太小，许多机关、学校便驻在农村。精忠小学的校名也是现改的，取义“精忠报国”，礼堂的粉墙上也摹写着岳飞的题词“还我河山”。小镇上还有“抗战到底”和“好铁才打钉，好男才当兵”的标语，同仇敌忾，全民抗日的气氛非常浓厚。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里有过一次空战，前来轰炸耒阳的日本飞机受到美国空军的截击，把炸弹胡乱扔到河里，仓皇逃窜，还被击落一架，掉在了小水铺附近。我们亲眼看见了这场空战，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言状。大家从四面八方围过去抓飞贼，那个驾驶员已经摔死了。人们从他身上找到了“千家针”和“护身符”，都骂这东西“管屁用！”“该死一百回！”

这架“零式”飞机没着火，人们出于痛恨，动手把它撕碎了——真的是撕，原来飞机除了骨架和发动机等是金属的，外壳都是胶合板，又粘了一层涂着银灰色油漆的尼龙布。我也撕了一片尼龙布，拿回家，引出父亲的许多话来，他说，击落敌机的是同盟国美军的“飞虎队”。从“零式”飞机的胶合板、尼龙布上可以看出，日寇的国力衰竭，咱们抗战胜利的日子快到了！

刚从沦陷区逃出来的表哥也说，鬼子兵在河北省农村挨家挨户搜缴铜器，铜盆、铜壶、铜锣、铜锁，连包箱子角的铜皮都不放过，可见他们国内已经没有制造枪炮弹药的原材料了。

敌机上的胶合板、尼龙布，一时间成为人们见面就谈的笑料，也是日寇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证据。后来，1950年，我在解放军部队也听到一位日籍军医说，1943年秋后，东京各个商店的货架子全都空空如也，市民们在挨饿，就到大街上去排队买一种假咖啡喝，这是用少许红小豆炒煳了之后煮出来的大锅汤，放些糖精，毫无营养，一人只卖给一碗，即使这样，有些人喝完之后还到队尾去排第二碗。可见这场侵略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遵照母亲的愿望，我真的在十岁半的时候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学，离家到耒阳县城去住校。学校的伙食很差，糙米饭，没有菜，顿顿都是粗盐粒儿炒干辣椒，吃得我常流鼻血。我年龄小，睡上铺，夜里滚下来，左臂骨折。这一次爸爸摆出了家长的威严，决定让我休学回家，在小水铺的村野山林玩了一年。这一年对我的发育很重要，不但养好了伤，还学会了爬树、游泳，个子也蹿高半头。

第二次上初中一年级，已经是1943年秋天了。爸爸此时在湖南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当校长，很忙。妈妈怕我自己住校再出事儿，就带着我和弟弟搬家到冷水滩，她在五姨夫任校长的扶轮中学教书，我上中学，弟弟上扶轮小学。

1944年初夏，日寇疯狂进攻湘桂，长沙、株洲、衡阳、耒阳相继失守，战局急转直下。这是有特殊原因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海军已恢复元气，切断了太平洋日军的海上通道，即将进攻日本列岛。陷在东南亚和印度的日本军团与本土失去联络。侵华日军急于打通粤汉铁路，开辟第一条陆上通道；打通湘桂和黔桂铁路，妄想经过贵阳、昆明，开辟连接缅甸的第二条陆上通道，把东南亚和印度的日军撤回去守卫其本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垂死前疯狂的一跳。却造成了人类战争史和难民迁徙史上空前规模和极其悲壮的“湘桂大撤退”！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扶老携幼，挑担背筐，从广东、河南、湖南、广西，沿着湘桂和黔桂铁路，绵延千里，向云贵川“大后方”缓慢迁徙。

这次我们是全家一起逃难了。父亲从耒阳赶到冷水滩，与五姨一家会合，搭乘扶轮中学装运图书的闷罐车厢，经桂林到了柳州。柳州是黔桂铁路的起点，我们的列车被甩进道岔子，等待重新“组列”，才能向贵州进发。谁知道这一等就是三个多月。

当时的黔桂铁路尚未全线完工，只通到贵州省的独山。而且，除沦陷区外，我国能够撤退出来的列车全都拥塞到这条仅存的400公里铁路线上来了。柳州车站所有的岔道全都停满了列车，就像一筐螃蟹，互相钳住了腿脚，再高明的调度也撕扯不开。

柳州变成了悲惨的难民城。难民的破烂帐篷塞满街道，又将市区层层包围，人数远远超过当地居民。政府官员已经“遣散”，没有警察，没有公共交通，停水停电，饿殍遍地，无人掩埋，豺狗红眼，乌鸦翻飞，蚊蝇肆虐，瘟疫流行……1944年夏秋之交，我所看到的柳州，是一座八不管的死城、臭城。

此时，日寇的飞机倒是不能轰炸柳州了。听爸爸说，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在柳州郊外有个野战机场。我们每天早晨都能看见“野马”式战斗机群起飞，到前线去打击日寇。整个白天，“野马”成群地回来，加油、装弹，又成群地出征。夜晚，敌机才敢前来偷袭，机场上空便会出现几条雪亮的探照灯光柱，交叉搜寻，捕捉到目标，便有许多高射炮弹在那里爆炸，还有高射机关枪的曳光弹，像一串串红色的流星，同时飞向目标。这时，我们不再钻防空洞躲避，而是跑上山坡去观看，使劲鼓掌。“飞虎队”能够击落日机、轰炸日军，对我这个饱受空袭之苦的小难民影响很大，一辈子都希望咱们中国也有强大的空军啊。

柳州也是个难民集散地。走得动的难民，逐渐离开柳州，沿着黔桂铁路和公路向“大后方”缓慢撤退；走不动的，或者像五姨夫这样舍不得抛弃那10万册图书、对火车仍然抱一线希望的，便自动组织起来，上山砍柴，送到车站去给火车头当燃料（车站已经无煤了）；从桂林方向新来的难民，在柳州继续搭起破烂席棚，重复着老难民的悲惨遭遇。

我们这列“毛虫火车”终于烧着木柴，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开出了柳州。

它的车顶上坐满了难民；每个车窗外面都挂着两三只箩筐，筐里是小孩儿；车厢底下也拴着铺板、门板、黑板，再躺一层人。远远望去，活像一条缓缓蠕动的毛毛虫，浑身爬满了蚂蚁。

最糟糕的是它三五天才走一小站，比走路的难民慢得多。我为什么能够“远远望去”，看见自己乘坐的列车像一条毛虫呢？因为闷罐车厢里的人太挤，太憋气，爸爸有时就带着我下车走一站，反正“毛虫火车”没有走路快。这天，在小站三岔，一下子就把我们“岔”住半个月，大家只好上山砍柴，下河挑水，给火车头解决“饮食问题”。当然啦，我们也得拿出衣物，到附近村寨去换些粮食。

“毛虫火车”走走停停，入冬以后才到达小站六甲，这条铁路上前前后后全都停满了列车，谁也走不动了。屈指算来，从柳州出发，历时三个多月，仅仅前进了200公里。五姨夫急得团团转，因为日本鬼子的骑兵已经沿着黔贵公路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湘贵大撤退”的百万难民当中，既有教师、教授、演员、作家、记者、医生，不乏文化名人，也有小公务员、小商、小贩、工人、农民、散兵游勇，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占全了。而且大都拉家带口，扶老携幼。没有领袖，没有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然而他们都是坚忍不拔的爱国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中国不会亡！不做亡国奴，也不做日寇铁蹄下的顺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从东北、华北沦陷区，历经艰险，舍生忘死，一步步逃到西南来的。我们扶轮中学就有一位美术教师鲜于国风，是从朝鲜逃到我国东北，又到华北、湖南、广西，为了纪念祖国，他在自己的中国名字前面冠以“鲜”字。现在，大家看到，不远的公路上出现了日寇的先头部队，也就只好舍弃这列无法行驶的火车，离开铁路，徒步爬山，继续向贵阳前进了。

五姨夫坚持不走，舍不下他那10万册图书啊。直到附近出现了工兵，在铁桥和火车上装炸药，即将炸毁我们那列“毛虫火车”的时候，我爸爸才强把五姨夫拉走。傍晚，我们在山上听见了沉闷的爆炸声，看见了滚滚烟尘，我第一次看见五姨夫泪流满面。

难民大队像一条望不见头尾的长龙，沿着荒凉的打狗河谷，朝行夜宿，蜿蜒前进。每天都有好多群土匪将长龙冲断，洗劫手无寸铁的难民。后来我们也不怕土匪了，因为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抢。一个土匪摘了我爸爸的眼镜，爸爸笑着说：“这玩意儿你可别乱戴，戴上准头疼。”土匪不信，试了一下，果然不好受，扔到地下。爸爸拣起来，还向土匪问路，去独山有多远？

天气越来越冷，空中飘着雪花。妈妈给我讲了成语“饥寒交迫”和“一贫如洗”，印象特别深。可不是么，一路上经过土匪无数次洗劫，连我身上的毛衣都被扒走了，当然能够理解这个“洗”字啦。爸爸拣来一条破麻袋，挖三个窟窿，套在我身上当大衣，腰里紧紧地勒条麻绳，又挡风，又搪饿，说这是“大学教授的伟大发明”。爸爸很乐观，在羊肠小道的岔路口，拨开枯草去细看那两尺多高的石碑，上面刻着三个大字“挡箭牌”，下面的两行小字是“东去那脚十五里，西去应欧二十里”。这也能引出他许多话来，给我讲解，“这指路碑为什么叫挡箭牌呢？古时候传递十万火急的文书，是派人骑着快马飞跑，60里一个驿站，换人换马，文书不停，像接力赛跑。形容奔马快如箭，到了岔路口，就要有指路碑把箭挡一下，别跑错了路哇，所以叫挡箭牌。那脚，应欧，都是地名，我看是苗族村寨的名字，有点儿古怪，大概是苗语。幸亏从秦朝就统一了文字，所以谁都看得懂。”

饥寒交迫的难民，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变得凶狠起来了。先前是难民怕土匪，现在是哪里有枪响，出现了土匪，便有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拥而上，穷追不舍，一直追进村寨，就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一样，任你打杀，全然不顾，转眼之间把一切都吃光，留下几百具尸体，难民的长龙大队又浩浩****地前进了。

这条气势磅礴的难民长龙，不是铁流，而是百折不挠的人流！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精神洪流！惊天地而泣鬼神的生命之流啊！

200公里的打狗河谷及附近许多村寨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救活”了百万难民。不知道外国有没有这种悲壮的记录？40年后，我以一名中国作家的良心，将1944年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写成了长篇小说《大撤退》，纪念这百万难民同胞中的生者和死者，也是献给今天的年轻读者。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同时也有不见经传、惨绝人寰的“湘桂大撤退”，我们无权忘掉这一页沉重的历史。

1945年春天，徒步走到贵阳，我们全家大病一场。在医院里听说，日本鬼子打到了独山，在这云贵高原的一角，弹尽粮绝，进退维谷，等待着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末日来临。

这年夏天，我的父母收到重庆乡村建设学院的聘书，全家来到四川巴县歇马场农村——这所学院也是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才建在重庆远郊。爸爸教国文，妈妈当图书管理员。我到南开中学第三次读初中一年级时已经14岁。有趣的是，妈妈要我20岁大学毕业就去美国留学，可是谁也没想到，我20岁那年，作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正在朝鲜跟美国侵略军打仗。

苦难的童年，动**的青年时代，使我更加珍视当前这个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爱国，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历史，是我们严峻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