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的二月,千叶县成田机场。
天空呈现出一种浑浊的铅灰色,像是被弄脏的抹布。细碎的雨夹雪打在候机大厅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上,留下一道道蜿蜒的水痕,模糊了停机坪上那些庞大铁鸟的轮廓。
大厅里暖气开得很足,广播声、行李轮子的滚动声、送別亲友的喧譁声交织在一起,匯成了一股名为“出国热”的声浪。
在这个日元极速升值的冬天,对於普通的日本中產阶级来说,海外旅行突然变得廉价而诱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去巴黎买lv,成了这一年最时髦的谈资。
但在北翼候机楼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三个穿著深色西装的男人显得与周围那种轻鬆度假的氛围格格不入。
高桥宏坐在冰冷的金属排椅上,手里紧紧攥著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的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手背上的青筋都微微凸起。
他很紧张。
这种紧张不仅仅源於这是他第一次前往那个陌生的国度,更源於公文包里那份沉甸甸的使命。
“厂长,要不要喝点水?”
坐在旁边的年轻翻译小林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小林是刚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脸上还带著未脱的学生气,此刻正好奇地打量著四周那些穿著时髦大衣的旅客。
“不,不用。”
高桥摇了摇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感觉胃里像是塞了一块铅,沉甸甸的,什么都喝不下。
他抬起手腕,看了一眼那块有些磨损的精工手錶。
距离登机还有四十分钟。
目的地:上海。
对於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那是一个只存在於黑白新闻纪录片和父辈回忆里的遥远名字。封闭、落后、充满了未知的政治色彩。
“高桥君,放鬆点。”
坐在另一边的老会计佐藤慢条斯理地擦著眼镜,语气平稳,“我们是去考察,又不是去打仗。听说那边的料理还是不错的。”
佐藤是西园寺家指派的財务监督,一双眼睛总是半眯著,仿佛永远没睡醒,但高桥知道,这老头算帐精明得像个鬼。
“佐藤桑,您不知道……”
高桥嘆了口气,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周围那些去夏威夷的游客听见。
“社长给的指標,太嚇人了。”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公文包的搭扣。
那里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那张由大小姐亲手画的、线条稚嫩的白t恤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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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样,是一张由西园寺修一亲笔签署的、拥有绝对授权的委任状,以及一张巨额的信用证。
但隨之而来的,是一道死命令。
“我们要的不是即使穿十年也不会坏的衣服。我们要的是即使只穿一季,扔掉也不心疼的衣服。”
“不用最好的棉花,只要最便宜的。不用最先进的机器,只要最听话的人。”
“成本,高桥。我要你把成本压到连名古屋的乞丐都觉得便宜的程度。”
这几句话像魔咒一样在高桥的脑海里迴荡。
作为一个在“工匠精神”薰陶下长大的技术员,这种要求简直是在践踏他的职业尊严。製造垃圾?去国外製造垃圾?
但每当他想反驳时,就会想起那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修一站在高台上,用钱砸碎了旧体制的画面。
如果不做垃圾,工厂就会死。
“请前往上海的旅客,到12號登机口办理登机手续……”
广播里传来了有些生硬的中文提示音,紧接著是日语。
高桥猛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有些皱巴巴的西装下摆。
“走吧。”
他深吸了一口气,提起公文包,像是提起了一把衝锋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