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日本央行战役
(一)日本央行战役第一阶段——“倒幕”
1。财阀体制不变、封建制度不变
这个阶段的战役目标,是通过推翻江户幕府,唤起日本各藩国反对中央政权的欲望。从实际结果来看,江户幕府对各种权力的把持远低于19世纪末日本军国国主义盛行时期的程度,日本名誉统治者“天皇”依然是封建世袭体制,日本财阀·央行共同体的拥有者依然是合法的世袭体制,丝毫没有脱离封建世袭的“旧制”。
日本央行选择并扶植的三井财阀是江户幕府时期的“御用商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主导日本的财阀,不过是换了一个“新主人”,除了丧失了民族资本和家族资本的特征,具有跨国金融代理人的特征外,没有任何改变。
“倒幕”战争绝非为了萨摩武士集团“一统日本”,而是打垮“中央"分裂“地方”。江户幕府的海军实际控制者是梗本武扬(1836~1908),此人虽然仅仅是个“副司令”(海军副总裁),却是荷兰银行家集团的代表人,罗思柴尔德家族的东京太平洋公司,用的是荷兰语。银行家支持他在日本北海道独立,史称“虾夷共和国”(1869。1。27—1869。6。26)有时也称“第一箱(函)馆共和国”或“第一北海道共和国”,因为这个地区在那时叫“虾夷地”,以“箱馆”,即“函馆”为中心的一个“短暂的共和国”。
梗本武扬是留学荷兰的军事实力派人物,有外国支持,绝非一时冲动。但这激怒了岛津家族,引发了一系列的幕后协调和军事较量,史称“箱馆之战”,是倒幕“戊辰战争”(1868—1869)的尾声。岛津家族虽然维护了日本的统一,但“政治代价”很大,此后不久岛津久光就被迫退出了日本政治中心,“萨摩武士集团”的“维新三杰”先后身死。
梗本武扬却历任日本驻清朝公使、日本驻俄罗斯全权大使、海军大臣(“海军卿”)、“御林军总管”(“天皇”皇居御造营事务副总裁)、通信大臣、文部大臣、外务大臣、农商务大臣等显赫实权要职,把持“关键”。1908年在东京去世,享年72岁。比较一下“维新三杰”就会发现,72岁可谓“官运亨通”——就是代理人阶层的悲剧和“不听话的代价”。通过这一段历史小插曲,可以看出“倒幕运动”的复杂性和华尔街的力量。
2。江户金融体系崩溃的实质
江户王朝是日本战国时代最后的一个王朝,初步建立了日本国有信用体系,已经开始建立现代军工、造船国有体系,并开始统一税收、货币体制,初步显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日本民族经济体系的雏形。随着倒幕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陷入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内战阶段,跨国金融资本乘虚而入,主导了日本脆弱的民族工业体系和日本金融货币主权,如此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江户政权的消失。
萨摩武士集团,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替代德川武士集团的日本民族政权核心,而是建立了一个以岛津家族为首的日本门阀体系和萨摩集团中的“亲英美派”为首的央行集团两大相互斗争又相互联合
的复合体系。由于建立萨摩武士集团的正是伦敦金融城和美国华尔街,所以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银行代理人的特征,根本就没有维护“自己”货币发行权和民族资本的愿望,一切争斗都建立于个人利益之上和服从欧美金融僭主家族利益前提之下,这对日本央行战役的顺利实施是不可缺少的战略条件。
(二)日本央行战役第二阶段——“官业民营”运动
1。日本人民如何成了“国际债权人”的世袭奴隶呢?——“太政宫纸币”(1868)金融战骗局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日本有一个被遗忘的“官业民营”运动,让日本央行战役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也“规划”了日本的“未来”,决定了“日本强国运动”的性质。所谓的“官业民营”就是把日本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河流、矿山等)、社会上层建筑(教育、媒体、金融、货币、税收等),全面“外资化”,而且采用了一种“官业民营”的措施。也就是说,日本各级政府通过税收出资建立或干脆就是立法建立一个“机构”或企业,然后交由一些外资代理人或门阀构成的”董事会”来“私下管理”,政府无权过问。19世纪80年代前后,通过收紧信贷、提高对本国企业税收,对外资企业免税招商等措施,慢慢的制造账面上的假亏损和假破产,财阀也普遍陷入亏损,但他们反而受益于这个形势,因为他们背后是央行和华尔街。独立央行和大藏省把这些国有资产,当做即将融化的冰棍,免费送给贪婪的华尔街顽童,甚至名正言顺地倒贴钱和更多的资产,要求着国际投资人集团收下。
这个畸形而又荒谬的金融战过程,极大地减轻了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投入压力,日本全体人民的财富,日本官方或民族资产的企业或机构,都出现了无力维持的假破产现象,迅速由“国际债权人”拥有,划归日本代理人的名下,这就是所谓的“日本财阀体制”的实质。
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间划分说法不一。本书从1868年算起,因为这一年“明治天皇”从京都前往东京,这一年采用了“明治”的年号(1868。10。23),也公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1868。1。3)》,江户幕府倒台也在这一年。但日本社会的动**又持续了很多年,故此一般认为“明治维新”直到1889年,日本确立君主立宪体制为止,不是改元明治后就立刻结束了,而是一个过程。
1868年,“明治维新”还没有开始,或者说“刚刚开始”,江户王朝的“国都”江户,在这一年投降(1868。5。3),但“倒幕战争”还在继续,“明治维新”最早从1868年10月23日开始,再往前还是战国德川幕府时代。
可是,日本的货币发行权已经失去了!1868年4月,大限重信策划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战骗局,这个英国银行家的“日本小翻译",父亲是个在"合资火炮工厂"做工的火炮技工,被银行家看中,由他作为萨摩武士集团“倒幕”的筹资人。这特别类似于美国建立前,“提前建立”的美国第一央行·北美银行的行长,罗思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代理人“罗伯特·莫里斯”,在北美大陆军中的“筹资人”的地位和情况,几乎是一个翻版,这就让他一举主导了日本的金融事务,堪称日本“央行之父”。
所谓的金融战役,就是用看似“公平、合法”的策略,公开欺诈、违法侵占财产的所有权、实体经济的所有权、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主导权。日本人民从来就不欠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债务,大限重信凭空“制造”出了一笔巨额债务,还让萨摩武士集团感恩戴德。
由利公正(1829—1909),“太政官纸币”也就是“太政官札”的发明者,这也就是“债务日元”的雏形,日本央行世袭股东的潜在“入围”候选者,横井小楠是通过学校培养的罕见的“亲藩大名”的“金融人才",他通过横井小楠,得到了不知世道险恶,私心很重、野心勃勃,却与德川家族有紧密关系的“公子哥”松平庆永(1828—1890,时任幕府政事总裁)的重用,打着“金融改革”的旗号,蓄意制造财政紧缩,造成了江户王朝末期广泛而深刻的金融危机,最后演化成了全面的经济乃至政治危机,他“被迫下台”,没有他,德川幕府不会一下子就垮,史称“由利财政(江户幕府阶段)”。
横井小楠(1809—1869),萨摩武集团中的“肥前藩”熊本县的一个落魄文人,早期反对英美势力,后得到大笔神秘的赞助,遂开始“办学”,史称“小楠堂”(1843),不止一家,他是萨摩武士集团的智囊之一,手握金融大权,1869年1月5日神秘遇刺,被上田玄夫等刺客乱刀砍死。他在1868年4月,打着为“倒幕战争”筹款的旗号,发行了0。45亿元“太政官纸币”,实际上就是日元,由于由利公正影响巨大,有时也被称作“由利财政(明治维新阶段)”。
日本的政府,甚至是一个想要统一日本的萨摩武士集团,发行“太政官纸币”,替换各藩国发行的“藩札”,这没有任何的错误,问题在于——大限重信发行的是“账面数字”(实际没有进入流通),名义上是“白银”,实际上是“数字”,如果仅仅是萨摩集团发行了统一日本金融体系的国有货币,用来表示日本的实体经济,则天经地义,结果却凭空与“国债”关联。这笔巨额债务,日本人民至今也没有还清,永远也还不清了,实际却没有借过一两白银。
名义上发行了大约0。45亿两白银等值“太政官纸币”(1868。4),还发行了大约0。075亿两白银等值“民部省纸币”(1869。9)、0。068亿两白银等值“大藏省兑换券”。
说句题外话,美国金融人士陈志武的这本书得出了债务货币有利于国家和日本“强国”是由于“敢于借债”和引进“债务货币体制”的结论: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敢于利用公债支持发展,而同期清廷还忙于往国库存银子。结果,到甲午战争时,两国的国力已大相径庭",小标题是“藏富于民”,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华尔街“金融逻辑”,也是债务金融主义历史阶段的产物。
这个所谓的“货币发行”就是“日本央行”的华尔街股东,随手写出的数字,当做日本账面信用,也就是“钱”,进入流通。从欧洲古罗马时期,银行家就宣传金银本位理论,这古老的金融战骗局,再次显示了无穷的威力。
大限重信认为日本政府的货币,没有“本位抵押”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实际日本此时是通货紧缩,这些国有信用货币的本质,是日本实体经济的镜像,不需要任何“本位抵押”。以此为为理由,把这些信用符号定为“白银”,可日本哪有这么多白银呢?
“无法兑现”的“太政官纸币”,以60%~80%的年息,向“国际债权人”借贷。“1869年,大限重信接替由利公正的会计官副知事一职,开始执掌财政大权,并推行了“纸币兑换”政策。大限重信的纸币政策是,“太政官纸币”转换为可兑换纸币,限期兑换、未能兑换的以每月五朱(5%)支付利息;发行额上限为3250万两(实际达到了4500万两);纸币与正币同价,禁止纸币价格随市场浮动。”
“每月五朱(5%)”
有关这个问题,由于日本当时实行了一种极其特殊,又比较混乱的货币算法,故笔者对此稍作分析,“五朱”的利息,除非强调是“每月”,一般指年息,可私人借贷又与中国私人借贷的“几分利”一样,与国家利息不同,需要具体界定,故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
日本当时所谓的“两”约等于15克,这个很混乱,在15~25克之间,实际“幅度”可能还要大一些,成色、重量也千差万别,兑换“人为因素”、“藩政因素”影响又极大,不是个单纯的“数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