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笔趣

第四 独立央行的建立（第2页）

这个“日本银行条例”又如何实现了“松方正义的初衷”，也就是日本货币的私有化呢?奥妙就在于大藏省此前制定的“新货币条例

（1871。6。27）”，实际规定了金本位，“日本银行条例（1882）”又重申了“银币抵押”，实际此时日本国内既无黄金，也无白银，除了被“套购风潮”运抵海外的部分，日本国内固有的硬币如何能满足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实体经济规模呢?

这就让“日本央行”实际由这个“官业民营”的“大藏省”来作为日本政府借贷方，向“国际债权人”举债，才能发行“日本货币”。“大藏省”表面上还主动把权力交给了一个外资拥有的冗余金融机构——“日本银行”。这种“主动放弃，放弃的是日本民族的主权”，央行实际是个“空壳机构”，仅仅是一个牌子，不过是一个“虚假债务制造器”，控制在大藏省和“央行”等几个人手中，形成了一个“央行集团”，又服务于“国际债权人”。

由于“央行”的“独立性”，谁也不能去查“央行”的账目，大藏省又如何会去查呢?奥妙就在这里。大藏省1871年规定了金本位，1882年又把日元界定成“银币抵押”，1897年又搞了一个《日本货币法》，再次规定日元的金本位，这是为什么呢?

日元，那时叫“日圆（鬥）”，最开始就被英美银行称作“Yen”，也就是中文“元”的发音，这种“银币抵押”主要是虚拟账面“银元”抵押。这个时期，所谓的“中国银元”全部控制在罗思柴尔德家族手中（请参看“英国卷”），国际两大跨国金融资本的较量，以德国法兰克福犹太金融资本完胜英国苏格兰金融资本，宣告了罗思柴尔德时代的到来。

这个时期，能够支撑日本实体经济规模的“国际债权人”，只有罗思柴尔德家族，考虑到日本早期金融人物与尼德兰银行家和“伦敦大学"体系的关系，以及“日元”在英语中的中文发音，可以粗略看出罗思柴尔德家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中国香港为基地，依托“三大洋行”实施对日本实体经济的全面信用注入，这给日本带来了全面的、立即的、暴发性的“繁荣”和工业革命。“三大洋行”也就是“虎门销烟”中的“三大贩毒集团"，都是罗思柴尔德家族所有，这时盘踞在香港且直接在美国华尔街开公司的，就是“美国罗素公司”，也就是“美国旗昌洋行”。

问题是，这些金银本位的账面信用符号，并非是真正的金银，而是“账面符号”，是日本实体经济和日本人民辛苦劳作成果的虚拟经济镜像，日本政府可以自己发行，根本就不需要一个“独立央行”，更不需要为此向“国际债权人”举债。因为这带来了一笔以日元总量为基数的、以黄金和白银记账的、荒谬的、不曾存在过的、不能归还的虚假债务，世世代代压在日本人民的身上，本息最终会超过日本的税收，然后是产值……以致趋于无限大——2010年，日本政府的狭义负债已经达到了产值的两倍。

从日本来说，原始股东就是1882年把持“央行”和“大藏省”的那几十个人，具体人员构成必将是一个永远的谜。有趣的是，即便华尔街把他们中的某些人从股东列表上“抹去”，也不会有人出来喊冤——这事说不得、提不得、见不得阳光。

2。日本央行的大股东

“日本央行”这个事物，从发展来说，最早就是大限重信在秘密倒幕期间和武装倒幕期间的秘密筹款小集团；真正以机构形式出现的就是“大藏省”，“日本银行"这个名号出现，则是1882年的“日本银行条例”的产物。

但从法理来说，从日本国立法的角度来说，这时日本没有“央行”，也就没有“央行股东”，而仅仅有一家私有银行的股东。因为“大藏省”的“日本银行条例”固然无人敢违背，但从法理上不能凌驾于日本“天皇谕旨”之上。这个条例不是日本内阁制（1885。12）的产物，不是日本的法律，也不是“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2。11），甚至不是当时“宰相”，也就是“太政官”的命令，而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内部条例。

大藏省打着“太政官”的旗号，发行货币或做任何事，没人敢管，但铸造、发行货币，不要说是现代社会，就是在封建社会也需要“谕旨”，实际这种“条例”是无效的，也可以说是违法的，绝对不是日本法律的产物，最多是“内部通知”，这种很微妙的状态，直到《日本银行法》出现，才得以结束。

《日本银行法》，是在日本深陷战争，日本各界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太平洋战争上的“绝佳时期”，由日本金融集团悄悄地推出的这个对日本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正式央行法案，算是对1882年大藏省“日本银行条例”的“转正”。这一年是1942年2月24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是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昭和十七年法律第67号”，史称“日本央行旧法”。大藏省1882年“日本银行条例"，在1942年5月1日正式“废止”，实际是“转正”了。1997年6月18日制定，1998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日本银行法》，即“平成九年法律89号”，史称“日本央行新法”。

“昭和十七年法律第67号”规定，“日本银行”（“日本央行”，不是“日本的银行”）是一家注册资本为1亿日元的金融企业，0。45亿日元由“私人股东拥有”，0。55亿日元由大藏省持有“国有股”。目前“国有股”已经上市“流通”，不过谁也没见过，开始似乎是一个日本国有控股55%的“国有金融机构”，实际上“国有股”进入“流通”，“日本央行”发行的“日元”就是如假包换的“一个外资私有盈利机构和外国控股者笔【日本经济】下写出的数字符号”了。日本农业经营中的专业农户减少，兼业农户增多，占70%左右。在兼业农户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类兼业农户数量减少。

换句话说，“日本央行”是一个国际债权人集团控股拥有的私人盈利企业。根据规定，日本央行世袭股东盈利分红不得超过5%——问题是，这个根本就不需要的“日本央行”，以日元总量为基数来得到利息，还需要额外的“分红”吗?央行的世袭股东和“国际债权人集团”从法理上来说是分离的，这就是央行骗局的组成部分，所以央行本身是国有还是私有根本不重要，关键在于"分权”、“独立”和“债务货币骗局”、否定“预发行货币余量前提下的国债体制”，这会导致本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国际债权人”对本国发行货币为目的的所谓“国债”的认购，从而形成跨国金融僭主主导体制。

有位尊敬的老先生安排笔者思考一个深刻的问题：“当前日元已经成为硬通货，如何理解?"答案并不复杂却很耐人寻味：“金融僭主体制下，金融僭主缔造、拥有的货币都是硬通货，一切美元化的货币，也都是美元世界的硬通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的时候，全世界只有罗思柴尔德家族有能力同时操纵战争中的敌对各国（请参看“德国卷”），这不仅表现在美联储世袭股东，罗思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德国犹太金融情报世家沃伯格家族对德国军工联合体法本公司的拥有，在意大利也有类似的现象。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马特兰最近从史料中发现，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创始人，贝尼托·墨索里尼是英国秘密情报局驻罗马的负责人，银行家赛谬尔·霍尔也是英国外交大臣（1935。6。7—

1935。12。18）招募的秘密情报人员，用于煽动战争狂热。

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马特兰德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俄国退出战争后，英国最不可靠的盟友就是意大利。从1917年秋天开始，墨索里尼每周都会领到军情五局发的100英镑薪水，大约持续了1年，作为鼓动意大利人民继续支持战争的报酬。当时的1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6000英镑。”彼得·马特兰德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发现了墨索里尼被军情五局招募、充当特工的细节。赛谬尔·霍尔曾在1954年的回忆录中提到墨索里尼被招募为英国特工的秘闻，但是彼得·马特兰德是首次披露墨索里尼领取的薪水数目、承担的任务等具体细节的。据悉，当时墨索里尼一方面负责右翼干涉主义报纸《意大利人民》（I1Popolod'Italia）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告诉霍尔他将会派遣意大利退伍老兵去殴打米兰的和平示威者。”

此处的“军情五局”，可能为“军情六处”，因为“军情几处”的说法，并不规范，是英国一种“通俗的说法”，已经废止，英国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常被弄混，有时甚至可能是一种故意的安全策略（请参看“美国卷”）。

日本这个“央行法案”推出时，日本央行的行长是日本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之一的安田财阀的重要人物结城丰太郎。“财阀利益的代表者进入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甚至某些财阀主导人物直接出任政府的要职，例如三井的池田成彬、住友的小仓正恒、安田的结城丰太郎，都曾直接出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藏大臣”。

1942年2月24日之时的1亿日元，是否很多呢?依据《日本货币法（1897）》，这笔钱约合75吨纯金——只是相当，因为1931年12月31日，日本几乎与华尔街同步中止了日元与黄金的兑换，“国际债权人集团”就得到了日元的合法发行权，很便宜。这里不妨对比一个数字。

1945年8月28日，日本金融集团的元老吉田茂精心培养的日本财政集团的池田勇人（1899。12。3—1965。8。13，1945年时任大藏省

主税局局长）出面找到劝业银行，融资1亿日元，给东京皇宫广场（天皇的住宅旁边）誓师成立的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通令全国建立的“特殊设施协会”，简称PAA，史称“世界最大的卖**托拉斯”，专门招待驻日美军。

他把这笔钱交给了“PAA”副理事长野本源泉次郎，池田勇人战后历任大藏相、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等要职。所以说，不了解日本央行的来源和性质，就不理解日本金融集团和日本财阀势力为何在日本战败后，全面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丝毫也没有受到冲击，反而空前兴旺起来的奥秘（请参看拙作“货币长城”的有关内容和注释）。

所以，拥有日本央行的大股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日本法西斯秘密融资，支持日本对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战争的“国际债权人集团”。由于苏格兰银团的资本影响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远远不能和德国法兰克福银团相比，基本是罗思柴尔德家族一枝独秀，“国际债权人”别无二人。一些参与分享这个用金融战骗局，世代奴役日本各阶层人民的央行世袭小股东们，则只能是“央行建立的功臣”。现在人们只是猜测，历史老人会给出答案。日本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的主角小学生柯南有一句台词：“真相只有一个。”

（六）原因与构架——为什么日本央行战役进行得如此顺利?

1。1882年日本央行体制确立的时候，日本政界没有了"维新三杰”这个政治核心，社会各界饱受战乱和金融危机之苦，政治压力很大，日本统治阶层“选择和思考的余地”很小。日本金融、财经和货币等事务又长期由“大藏省”高层小集团把持，这个“实际的央行”，建立了一个“名义的央行”，1942年又把其变成了“日本合法的央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2。萨摩武士集团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争霸日本统治权的实力，“倒幕四雄藩”的联盟、武力倒藩的“资金来源”、“明治新军”的缔造和训练、媒体建立和舆论准备、“明治时代”金融经济货币机制、“倒幕人才”的培养与组织……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都是由跨国金融资本予以“协调”，甚至直接插手。萨摩武士集团内部，没有形成一个足以抗衡外国金融资本渗透日本的政治集团，岛津家族没有变成新的德川幕府，“维新三杰”轻易地被消灭了，这是代理人体制天然脆弱性和软弱性的真实体现。

德川幕府固然有各种问题，但离开了德川幕府的民族性之后，日本在政治上迅速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在实体经济所有权和工业化的问题上迅速地“外资化”，在金融货币税收预算领域迅速地买办化和私有化了。这就是日本“脱亚论”整体的“强国构架”，实际上是一场金融战役的总和，是跨国金融资本熟练运用金融战系统工程，轻易地征服一个国家的经典战例。

3。日本“突然的强盛”和日本丧失货币发行权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都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世界跨国金融资本空前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走向金融主义时代的序曲。一个亚洲中等国，由于金融资本的注入，迅速“强大”到足以在一段历史时期打败实力远大于自己的中国、俄罗斯等诸多邻国，不是“文明的先进”，不是“强国的胜利”，不是“武士道的战功”，更不是“人种和文化的优秀”，而是“明治强国”彻底的战略失败和代理人战争的胜利——日本工业化的代价是民族资本的消亡，不论从性质，还是从内容上说，与一场反侵略战争的总败仗，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资本凝结浪潮，日本仅仅是一滴稍触即干的民族主义小水滴，完全不具备中国和俄罗斯那种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长期较量的战略潜力和强势文化，甚至不如同期朝鲜的反应。这与日本民族形成较晚，民族文化力量和沉淀非常弱小有关，那个时期的朝鲜国不是亡于日本，而是亡于跨国金融资本手中的“日本战刀”。

4。日本央行体制的确立和日本货币的私有化，是“明治维新”时期“官业私营”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不仅仅是金融产业的股份化，也不仅仅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私有化，而是日本主权的跨国金融僭主化和一切权力的僭主家族世袭化，是一种以金融货币主导权形态之争表现出来的民族主权与社会权利构架的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