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笔趣

三在老板的公司里（第2页）

我妈妈七点不到就出门打工，我们家的早饭一般由余香负责。她端来一锅泡饭，又往桌上摆了一碟豆腐乳。红艳艳的豆腐乳上浇了一圈麻油，猛一看就像碟子里盛开了一朵快要腐烂的花。余朵看一眼，皱着眉头说：“天天豆腐乳，我闻到这味儿就恶心！”

我爸爸什么都没说，夹了一大块豆腐乳搅进粥碗里，把白粥搅成了红粥。他两眼盯着碗里冒出油花的红米汤，好像透过那碗泡饭能看到碗底的什么东西似的出神。

我不记得是在哪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另外一个人跟他互成镜面，彼此都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原话当然比我记住的要精辟很多，但是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爸爸就是我的镜面，从他身上我能够看到二十年后的我自己。到那时候，我也会有这样胡子拉碴的下巴壳，有一双疲惫的遍布红丝的眼睛，有攒积在耳朵眼里的厚厚的耳垢，一头刺猬一样硬扎扎竖在头顶的黑发，还有抽烟抽得稀稀拉拉的牙齿。我也许会像爸爸一样开卡车，呼呼啦啦奔波在南来北往的高速公路上，超载，罚款，为了付罚款更多地超载；也许连卡车都开不上，只能上建筑工地做小工，砌砖扛大料。

我爸爸一门心思要我念书，念书，好像我念好了书真能考上大学有好前程似的，其实我心里知道，我的未来比我爸爸强不了多少。

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这个城市里的外来户，从乡下来，从农村户口来。

之前你们也应该猜到了我的身份，我们这种人家的显著标志是兄弟姐妹多。城里人大都只生一个孩子，可我们有姐弟三个。我二姐余朵生出来之后，家里曾经交了一大笔超生费，一万元。十四年前，在我们老家的地方，一万元是个大数目，我爷爷卖了两头猪，还卖给走家串户的古董商一方旧砚台，七拼八凑的，才给余朵报上了户口。

我爸爸垂头丧气，说连生两个都是丫头，合该命中无子，认命了吧。我爷爷我奶奶急了，抹脖子上吊的，死活不同意。我爷爷说，儿啊，你要是狠心让余家香火断在你手里，我将来入土了怎么去见余家祖宗啊。他还说，乡下人不比城里人，没有退休金可拿，你不生个儿子，老了连讨口饭的去处也没有。

于是再生，这就生下了我。爷爷一高兴，抱着襁褓里的我仰天大笑，居然把脑血管笑爆了，身子一瘫倒地而亡，差点儿没有把我摔成脑损伤。后来我二姐说，我长成现在这副德性，“鬼眼男孩”，肯定跟月子里摔那么一次有关。

爷爷去世两年后，奶奶的背上长了个瘤，她怕上医院花钱，瞒着我们家里每一个人，直到溃烂淌脓，直到癌细胞扩散，人被折磨得不像个人。

之前因为没有钱交超生费，我一直是“黑户”，悄没声地在家里黑着。爷爷奶奶都死了之后，爸爸把老家房子卖了几千块钱，把土地承包给了叔伯兄弟，给我交钱落了户口。然后我的一无所有的爸爸带着一家子人进城，千辛万苦，在天使街的两间出租房里站住了脚。

我知道我爸爸妈妈不容易，因为我们家是超生户，超生的孩子上学要交费，每人每年都得大几千。我大姐余香上到五年级就退了学，在蓝天街顶头的一个烤鸭作坊里帮忙拔鸭毛，两只手被松香腐蚀得活像得了大麻风，一直做到今春年满十七岁，我爸爸求他的老板温董出面做介绍，才进了社区超市当收银员。我二姐上到五年级的时候也曾想退学，她本来就不喜欢读书。她忿忿不平地告诉我爸爸：“白云街小学这么个烂学校，老师都是临时工，‘的得地’三个字都不分，你把钱送给他们，还不如送我去学美容。”

我爸爸“呸”她一口：“敢！初中不毕业，你要敢离校一步，我打断你腿！”

从根子上说，我爸爸是个爱知识求上进的人，他允许余香退学，是因为余香实在笨，三年级就能考出两门“不及格”。可我二姐余朵不一样，余朵从小聪明能干，脑袋瓜子活，嘴巴又能讲，用我妈的说话，死的能说成活的。这样的聪明小孩，不读书太可惜。可不知道为什么，余朵的成绩就是不如我。每次到学期结束，爸爸拿到余朵的成绩单，总是唉声叹气痛心疾首：“丫头哎，你怎么就不能把聪明用到正道上呢？你考不过你弟弟丢人不丢人？”

余朵呢，不在乎地翻个眼皮，振振有词：“丢什么人？他是男孩，我是女孩，性别不一样。”

瞧，能把我爸我妈气死。

这样一来，我知道我任重道远。可我也知道我实际上有几斤几两。我才十一岁，不夸张地说，我的心理年龄起码有二十一岁。

没办法，我是个男孩。

吃过早饭，余朵又开始折腾她的头发。她一放假就找到了一份发广告的工作，就是拿一大摞印刷粗糙的楼盘宣传单，站在地铁口或是人流量最大的闹市区，每见到一个人，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满面笑容地往那人肘弯里揣一张，就算成功。每发完一百张，她能拿到十块钱。这活儿合她口味。她想把她的头发盘起来，打扮成一副成熟迷人的样子，免得被人告发是“童工”。她还想跟余香换衣服穿，再戴上一副地摊上两块钱买来的塑料耳环。可是那耳环太粗制滥造了，还没等她从镜子前转身，黏在铁皮托子上的塑料宝石就掉了下来，气得她踩脚大骂：“哪个王八蛋烂了手指头做出来的东西啊？”

余香一边收拾早饭桌，一边给余朵出主意：“你干吗费那个工夫一张一张发？晒也晒死了。随便往哪个垃圾箱里一扔，回家睡一觉再去交差就行。城里房子卖那么贵，傻瓜才会拿着你的广告去买房。”

余朵笑嘻嘻地说：“姐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啊？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聪明的人啊？”

余香不知是陷阱，得意扬扬，饭不是白吃的，岁数不是白长的。”

余朵脸色一变，鼻子一哼：“蠢货就是蠢货，自己蠢，以为天底下的人都跟你一样蠢。”

余朵伶牙俐齿惯了，“蠢货”不过是她的口头禅。余香被她骂，并不生气，自己想想也笑，回过去一句：“你能，能死你！”

我爸爸从柜子里找了一条半长不短的卡其布裤子往身上套，接着又套上一件横条子的圆领衫，还奔到卫生间挤了一团摩丝抹在发梢上，叉开十指在头上抓挠，想弄出那种贝克汉姆的发型。我问他去哪儿？他说闲不住，去公司看看，说不定老板还要找他有事干。

我一下就明白了，他还是不放心，要去探探底，实地査看一下老板的那辆车。

我说：“爸，我跟你去。”

我得保护我爸爸，我是鬼眼男孩，如果有危险，我会比他早一步察觉。

我爸爸看过报纸之后心情已经大好，亲热地拍拍我的头：“行，去换件衣服吧。有两个小人人的那件啊。”

那衣服牌子叫“Kappa”，商标图案印在袖臂上，两个小人人背靠背坐着，容易让人记得住。爸爸看到大街上有很多人穿，认为一定是名牌，穿出去有面子。其实我妈买这件衣服的时候，把价钱砍到二十块，“天使服装店”的阿秀就松了口。很明显，这衣服是冒牌货。

不管怎么说，我爸爸爱我，他希望我走出家门时体体面面，是个好学生的样子。

爸爸的公司在通城大道的另一边，从我们家过去，要先穿过天使街，拐过那个大土坑，再爬上过街天桥。如果开车，那就更麻烦，通城大道上开出很远才能看到车辆掉头的标志。

爸爸的公司叫“好运道物资回收集团”，公司董事长，也就是爸爸的老板，名字叫温元良，员工们都恭恭敬敬称他为“温董”。我爸爸很自豪地说，别以为公司叫“物资回收集团”就是收旧货的，错！公司做的项目多了去了，拆迁爆破、长途运输、房地产、灾区重建，哪样不做得有声有色？前年还从外国买了两条旧军舰回来拆废品呢，军舰停在江边，那家伙，十里八村的老百姓都赶去看稀罕。我爸爸还说，温董这人了不起，白手起家，二十年，打下这么一片天地。

爸爸跟温董是同乡，当年他拖家带口进城打工，投奔的就是这个拐弯抹角沾亲带故的老家人。那时候温董的公司规模还不大，三五台车，十来个人。爸爸风里雨里为他一干七八年，怎么说也算是元老级的功臣了。而今温董当了市政协委员，资产也早已经过了亿，可我爸爸还是穷光蛋一个，兜兜里掏不出来买一件体面衣服的钱。

余朵上初中之后，课程表上多了“社会学”这门课，她学完了回来问我爸爸：“你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公平吗？”

爸爸想都不想：“公平啊！鸡吃鸡的米，鸭吃鸭的草，有什么不公平？”

他哼着周杰伦的歌，开着“解放牌”的车，泥一身水一身的，虽然辛苦，心里干干净净。他好赌，想发点小财，盼着儿女读书上进，满足于有小酒喝，有单元房住。他觉得这样很好了，比起在土里刨一辈子食的爷爷，真的是很好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