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笔趣

第七篇章 进城（第3页）

这边，王银花正在努力学习和融入新的环境。另一边，在回上海的第二天，刘增雄便开始为下一批务工者去寻找工作了。

刘增雄要帮助的，有一部分是大龄劳动力，还有一部分是文盲，这些本就属于就业困难人员，在寻找就业机会的路上也困难重重。但他依然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不同的企业和工厂之间，因为他深知，对于这些在大山里待了太久的乡民来说，“敢出来，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

一放假，王银花就跑了出来，她要看一看外滩。

站在江边，她拨通了与女儿的视频电话。她举着手机将眼前的夜景向女儿一一展示，电话那头传来孩子兴奋的呼喊：“漂亮呀，漂亮呀！太漂亮了，真的好漂亮呀！”

第一次得见外滩风光的女儿，不知道如何形容眼前的美景，只能大声地、一遍一遍地赞叹着“漂亮”。

2019年，云南省完成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112万人。

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此刻，上海外滩的斑斓夜色在大山孩子的心里埋下了向往；希望多年以后，他们都能亲手推开这个世界的门。

一趟开往梦想的火车。

一艘承载未来的大船。

Atraihedreams。

Ashipthatcarriesthefutureoflife。

导演张涛手记

不一样的未来

《人生第一次》纪录片从开拍到收官，网络上的讨论发酵不断，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其实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

《进城》中其他人物的故事

2019年9月中旬，我们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山上山下地跑了一个多星期，其中在巴图村待了3天。那是一个在半山腰中的为数不多的平地，整个村子人均年收入都不到3500元。

虽然巴图村到会泽县直线距离只有40公里，但开车要4个小时。全程的盘山公路，每天只有一趟车可以来回，每次车费要100元人，来回就是200元，这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是笔巨款。村里没有大型医院，所以除了配药，村民都不敢随意进县城。

另外，由于巴图村地势的原因，这里几乎没有平地可以种植庄稼，村民便依靠上山采菌子和外出打散工过活。这次有3家村民想出门打工，所以我们就跟着刘增雄来到了这里。

徐永耀夫妇，女儿嫁去了昆明，现在怀孕了，老两口儿想出门打工，之后带点儿钱去昆明照顾女儿。他们对我说：“原本每天去后山采点儿菌菇卖给商人，或是去村口做点儿苦力，也够平时生活。但现在孙子要出生了，我们特别想去昆明照顾孩子。女儿家也过得很难，我们不想变成他们的负担。所以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想进城多赚点儿钱，以后让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算了笔账，两个人每月工资加一块儿可以拿一万多元，而他们每月开销不到一千元，这样存上三年，就能给女儿囤一大笔钱。

徐正岗，本是一个留守儿童。母亲得了严重的心脏病，每三个月就要去县里配上千元的药，而这笔钱对于生活在巴图村的他来说是笔巨款。徐正岗说：“我的愿望是能找到我爸爸，也希望我妈妈能一直吃得起药，好好活着。”

徐永建，29岁的大小伙儿。第一次出去打工的时候，被黑心中介商骗进了传销组织。他不愿意骗人，就被组织关了起来。某次机会他逃了出来，当时身上没有钱，也没有手机，只穿了一双拖鞋，在公路上走了三天三夜。他告诉我：“当时肚子很饿，感觉自己要死了，还和狗抢东西吃。一路上打了无数次工，不要工钱，只求一口饭吃。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一个多月，也不知道走了多少的路。最后碰到一个老乡，借了点儿钱，才回了家。”他的愿望只有一个：“娶个媳妇，然后对她好。”

而和王银花的初次见面，是在家政技能培训班上。她原本生活在昆明寻甸塘子钟灵山，23岁都没有结婚。23岁对于山里人来说，已经超出了适嫁年龄，家里帮她介绍了远在曲靖的丈夫桂保春。两人的家四面环山，只能靠种烟叶维生，家庭收入极为薄弱，出去打工便成了她的一个梦想。

“女性”是我们会选择王银花作为观察对象的理由。

片中的刘增雄站长告诉我们，越贫穷的地方，女性的被关注度就越低，她们被视为低劳动力。而刘站长原本在曲靖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每天处理着农民工外出打工遇到的实际困难。

在这种岗位上时间长了，他能深刻地理解乡亲们对于走出大山的犹豫。所以现在作为曲靖市驻上海劳务工作站站长的他，更加身体力行地为乡亲们联系寻找着靠谱的工作机会，想帮助他们尽快脱贫。

出发去上海的当天，王银花悄悄地发了信息给我，告诉我这是她第一次出省。在火车上，她拉着我不断地问着上海的种种事情。从她的眼神中我能感受到她的忐忑与不安。30多个小时的硬座，坐得我有点儿直不起腰，让我更能感受到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易。

我们在王银花工作的养老院蹲守拍摄了一周。两个摄像师加上我，每人1个小时轮班，不停歇地记录着王银花改变的点点滴滴，最后才真实地还原出片子里王银花手足无措让人触动的场景。

进入大城市后的王银花非常努力地学习着、融入着，但有一个细节让我有点儿难受——王银花的手机背面永远夹着的一张身份证。在我看来，这是她唯一能保护的东西——有了手机和身份证，她才能保住回家的最后一条路。

在中国边陲的乡村里，有着很多类似经历的务工者，一方面他们想凭借自己的体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凭着仅有的毅力，向自己的梦想挪步。

后续我们了解到，在我们拍摄结束不久后，王银花就离开了养老院。她在常州的一家工厂谋取了一份对她来说更得心应手的工作。就如她在片中所说：“不管怎么样都要坚持试一试。”

春节前她回了老家，目前正在家中陪伴着爱人与孩子。待疫情过去，将家中的烟叶收好，王银花便会继续进城打拼、奋斗。为家、为自己，更为了能给女儿一个与自己不一样的未来。

抉择

故事讲述人：辛柏青

其实我挺幸运的，从小在北京长大，所以没有过漂泊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