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只是薄纱般的湿气贴在挡风玻璃上,但随着道路持续延申,雾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两侧的山谷和林地中汇聚而来,如同无声的潮水,迅速淹没了路面、护栏和远山的轮廓。
能见度在几分钟内急剧下降,哥哥不得不打开了雾灯。
两束昏黄的光努力刺入前方那片越发浓稠的乳白混沌,却也只能照亮短短一截湿漉漉的沥青路面。
窗外的世界骤然收缩,只剩引擎的低吼、雨刮器单调的摆动,以及无边无际、吞没一切的雾。
哥哥开得很慢,受伤的腿使踩踏油门的动作变得生硬。
雅惠嫂子坐在副驾驶座,膝盖上摊开着地图,但她很少看——这条路,我们四年前曾满怀希望地走过反方向。
车子在浓雾中颠簸,我闭上眼,试图抓住那段更清晰的、离开时的记忆。
那天阳光明亮得刺眼,穿透车窗,在哥哥林岳的侧脸上跳跃。
他紧握着方向盘,眼睛是亮的,亮得像山涧里最急的那一簇水流。
嫂嫂雅惠——那时还是新婚不久——坐在他旁边,膝盖上放着一个崭新的便当盒,里面是她凌晨就起来做的饭团和玉子烧。
而我,尚且年幼的我,几乎把整张脸贴在车窗上,贪婪地看着飞速后退的树林、田埂、以及越来越小的村落屋顶。
心里被一种混合着离愁与巨大兴奋的情绪填满。
哥哥说了,东京有更高的楼,更宽的马路,更多的机会。
他是村里同龄人中最有出息的,考上了镇里的高中,又去东京读过短期大学。
他回来后,娶了温柔秀美的雅惠姐,然后决定带着我们“出去闯闯”。
大人们都说他有魄力,孩子们则觉得他像个英雄。
“海翔,坐好,小心晕车。”雅惠姐回头温柔地提醒我,又看了看车后窗。
后窗玻璃外,站在路边挥手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蓝点,消失在山路的拐角。
那是凌音。
她没有哭,至少我没有看见。
她只是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连衣裙,静静地站在孤儿院门前的坡道上,短发被夏日的暖风吹得有些乱。
老师搂着她的肩膀,一起朝我们挥手。
我拼命把手伸出窗外挥舞,直到雅惠姐轻声制止。
“凌音她……真的不跟我们一起走吗?”我记得自己这样问过,在更早之前打包行李的时候。
雅惠姐正在叠衣服的手顿了顿,笑容有些勉强:“嗯,凌音说……她想留下。院长阿姨对她很好,这里毕竟是她的家。”她摸了摸我的头,“而且,一下子去东京,她可能会害怕。”
我当时接受了这个说法,毫不怀疑。
雾霞村的孤儿院,红砖墙爬满了常青藤,院子里有秋千和一株很大的紫阳花。
院长松本老师是个温柔体贴的女士,对每个孩子都悉心照料。
凌音是她最疼爱的孩子之一,感情尤其深厚。
凌音性子又静,害怕陌生的东京,舍不得熟悉的院长和玩伴,太正常了。
我只是……非常,非常想念她。
离开后的头一年,这种想念尤其鲜明。
东京的公寓没有院子,邻居不认识,学校里的同学说着更快更溜的东京腔。
夜里,我常常想起和凌音在神社后山探险,在溪边寻找形状奇怪的石头,或者在夏祭的夜晚分享同一根苹果糖。
她是我的影子,是我的小尾巴,是我关于故乡最鲜活、最柔软的一部分。
我以为时间会冲淡这些。
可在东京的四年,忙碌、局促、最终坠入困顿,那些记忆反而被磨洗得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