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笔趣

垃圾的故事（第2页）

杨菲尔玛说，别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反之，他如果不想做什么，你拿刀逼着，他也不上轿，这毡帽头就是一例。

她是在日本认识这个丁丁的，而且，一下子把自己交给了他。

不过，丁丁说她其实并不浪漫，她是个做大事的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家庭、**，不会太投入的。她是个事业上具有攻击性的女人，他承认，他被她的性格所吸引。

那时，她刚开始带中国的有钱人到外国去度假。在箱根，一个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烧包，说是受不了旅馆里温泉浴池的硫磺味，要求换个地方。这种国外旅游，日程都是安排死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撇下大家，为他一人单独服务。那时，丁丁给她打工，说：“你把他交给我吧！”她有些不放心：“行吗，年轻人！”她比丁丁大两岁，所以，他叫她老姐。他说：“你只有这条道好走。”杨菲尔玛无奈，由他带走这位刁钻的暴发户。她领着其他人转了一圈日本列岛回来，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团成员很高兴地归队了。她问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让他服帖的？丁丁说，完成任务就行了，何必盘根问底。她又去问那个暴发户，那家伙倒也坦率，这个丁丁，把我带到东京，在新宿的红灯区，我们走散了。甭提那个倒霉了，挨了揍别说，还弄到警察局，丢大人了。后来，丁丁找到我，把我带到四国岛的今治港，住的是没有那硫磺味的温泉宾馆，整整在海上钓了三天鱼，别提那个开心了，这钱花得太值了。他的结论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鱼真傻。

她终于还是从丁丁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小流氓，新宿街头，有的是这样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他到今治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渔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听，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之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上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束那堂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的一个听众，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失落的我。他说他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要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的呢？”他这么高度评价。

我不相信我会说得那样直率，不过从那以后，凡有讲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这“都不好”三个字，打消了当作家或者评论家的念头，放弃了还差一年就毕业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这期间还到过美国，后来还到过澳大利亚，因为他有一张与毛利人首领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毡帽与土著的服饰，很般配。等再见到他时，他已经一边打工，一边留学，从日本和美国拿到学位，学成回国了。他来看我，并谢谢我几年前的三个字，弄得我很尴尬。作为我那番话的报答，送了我一套日本男人穿的宽大和服。当时，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随意接受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的震撼力强。后来，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他招待，我做陪，在长富宫，为了好玩，特地穿起这件日本大袍赴宴，杨菲尔玛恭维我，说，老爷子挺像《红灯记》里的鸠山。从高田的话里，才知道丁丁的礼品，非同小可，第一，真货，第二，名牌，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两三个月的工，才能买到。日本，凡机器能生产的，都便宜，凡手工制作的，都绝对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钱，何必呢？出门在外，生活不易。

“至于那么严重嘛！”他一边给我倒日本清酒，一边说。我也就不客气了，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把什么事都看得不那么重，而丁丁，尤甚。

由于脱口而出的三字经，竟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我多少觉得抱歉。倒不是怕中国少了一个作家，或一个评论家，那没准倒是好事。而是因此使他成了后来这种不良不莠的样子，我觉得有责任。所以，他回国后不久，我把他介绍到我一个当官的朋友，也算是一位新上升的权贵吧，在他主管的国营公司里，搞日文翻译。杨菲尔玛，早年经常带日本团逛中国，以后又带中国人逛日本，也是半个日本通，说丁丁的日语，一级棒。

一开始，他对谋职不怎么积极，“第一，我还没有玩够，第二，我目前还能活。第三，我还没有想好干什么。”

“第四——”杨菲尔玛接着说：“我想，他应该进入政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吗？”我问她。

她说：“当然有。”

“丁丁是当官的料吗？”我怀疑。

她说：“他这种性格不适宜当小官，他不是随着别人意志转的蹦蹦车，而是那种能让别人按他的意志转的推土机。”

我吓了一跳。

“这张牌怎么打，我还没有想得太好，看运作的情况再定了。”杨菲尔玛那对眼睛，不漂亮，但神采奕奕，总在洞穿人似的琢磨你。谁第一眼看到她，马上会产生被她大卸八块的感觉，哪块剁馅，哪块红烧，她一下子就把你能够利用的部位，都弄清楚了。了不得，我老伴等她走后评论，是个人物，丁丁斗不过她。我说，也未必，丁丁不是容易剃的脑袋。这位很难说是个美女，最好的评价，是不丑而已的杨菲尔玛，有一股劲，用气功的话说，带功，用物理学的术语形容，具有磁场，把丁丁拿住了。其实，丁丁不爱听人摆布，对她的兴趣从经济领域往政治层面转移，要让他走仕途，当大官，竟然没有表示异议。看来，一物降一物，这话不错。

我估计丁丁在日本，挣了一点钱，不多，也不会少，还能买起一辆吉普车代步，就比我强得多多。但看他刷卡的时候，不像小姐那样满不在乎，“你会坐吃山空的，何况你们的调费采用AA制，老弟！”

“到时候再说。”因为他一向把生计啊，钱财啊，前途啊，工作啊，不看得那么重。

实际上，这小子还未定性，夫子曰：“三十而立”，他都往四十奔了。作为忘年交，不得不再三晓谕：“还是去捧这个铁饭碗吧！”

他去了，纯粹是为了给我面子。过了月把，我打电话问我那位朋友，“徐总，这个丁丁在你的机关里表现如何？”

“你介绍的人，没有错！”他很满意，我也就放心了。

又过了些日子，见到徐总，他试探地问起我来，你完全了解你介绍的这个年轻人吗？

我吓一跳，不知这小子闯了什么祸？

“很能干，很卖力，但大家弄不懂，他干吗要把一年的翻译任务，在一个月里急急忙忙赶了出来，然后就不知下落，为什么？”

那位技术官僚，一张刮得铁青的脸，看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解释，我能告诉他什么呢？

显然，丁丁被该死的垃圾吸引走了。

这也是命也运也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树，人就像一个小蚂蚁在这棵树上爬，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便在一个树杈上一直走下去，而回不了头。我只好对徐总解释：年轻人啊，吊儿郎当，任性而为，我也拿他没法，徐总是在美国进修过的，见过世面，有点气度，和正经八百的政府官员，还不尽相同。一个上千人的部门，别说少一个，就是少一百，不也照样运转？笑笑，也就不再追问了。

丁丁在东京，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就是那晚在长富宫一块喝得昏天黑地的高田有司。我结识的日本人不多，但奇怪，好像所有与我打过交道的鬼子，都馋酒，都爱耍酒疯。那天，我真佩服杨菲尔玛，不知这位小姐用什么办法，把我们三个醉成一摊泥的男人，弄到各自的住处，还不影响她工作。

她是个极能干，极聪明，或者说她极有手腕，甚至极其冷酷的女人，这评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她反对别人恭维她是女强人，她讨厌这个词，她说，影视上的女强人，都是准备随时卖肉的货色，给我提鞋我还嫌埋汰呢！至于处理几个醉鬼，还不是旅游业手到擒来的本事，打去一个电话，弄来一辆急救车，花一点钱，就全拉走了。“那时，是凌晨三点，长安街上，你们三位，大唱《拉网小调》，好来劲！”

杨菲尔玛一边料理醉鬼，一边还利用时差，与西亚的她公司办事处的下属谈业务，就在我回到家里，被我老伴数落的时候，她，把欧洲某地她的一间代理店雇佣的当地经理人，炒了鱿鱼。我老伴说，她训起人来，像一头凶猛的母狮，妈拉巴子的村话，都像冲锋枪似的扫射，但关掉手机，又像可爱的小姐了。对不起了，师母，是我的错，把老爷子灌醉了。看来，你还得给他喝一点酒，他才能醒过来，并且头疼得不会那么厉害。

我不相信我会如此失态，竟然醉得要用酒来解酒，看来，人老以后，最可怕的自我感觉失灵症，开始降临了。一旦失去检点自己的能力，便难免要发生失态和出洋相的笑话了。这个北海道的日本人，起先很矜持，三杯酒下肚后，原形毕露，比我们更加暴露无遗。这时说他是学者，鬼都不信。他说他在温泉浴场打过工，然后用手帕裹住额头，学浴室小厮擦洗澡桶的样子。他还说他是一家小酒馆老板娘的秘密情人，每次风流以后，总可以吃到可口的寿司，还有两千日元的路费。那位太太，最叫他沉醉的是刺青，也就是文身了。他很机密地告诉我们，你们简直猜不到刺在什么部位，刺的什么花纹，他要我们回答。活见鬼，纯粹是酒喝多了，这种谜让人怎么猜，何况还有小姐在座。不过，稍微想象一下，无非**或者臀部，于是也就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他见我们反应不太热烈，便说了，是在后背上刺了爱神丘比特和他的箭和一颗心。看起来，这就是小地方的人的少见多怪了。不过这番酒后胡言，倒也令人了解到高田未发达时，在他家乡求生时的卑微状况。

以后，他就从北海道到东京谋生，成了和丁丁同租一幢廉价屋的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