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笔趣

垃圾的故事（第3页）

因为两个人年纪相仿，性格也有些相通，就熟悉起来。这个日本人，别出心裁，写了一部关于东京垃圾的书，在什么杂志上连载过，很受欢迎。后来，由于这部专著，丁丁忘了是哪座大学，或者还是什么研究部门，居然礼聘他去做客座教授，专门从事都市垃圾的研究。还给他配了助手，还给他装备起实验室，还给他一笔数字不小的拨款。“妈的，这日本国，财大气粗——”有钱人对钱特别敏感，杨菲尔玛发表感想。“中国不会有这好事。”从此，发达了的高田就和丁丁分手，搬到像样的地方去住了。

我可以推测，像丁丁这样的呆子（说得好听些，叫作执着，说得实际些，就是比较的缺心眼或者二百五），还会不被这个日本人抓大头？可能在高田有司发迹的早期，像三孙子一样当垃圾虫的辛苦阶段，多少帮过忙，效过力。于是，在丁丁回国去辞行的时候，高田突然慷慨起来，授权他将其著作翻译成中文，允许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丁丁问我，能不能联系一家肯接受他译稿的出版社。就从这儿开始，这只小蚂蚁离开杨菲尔玛要他当官的树杈，爬上了另外一个树杈，走上他人生的另一条路。

他的日文很棒，但他的中文是不是一样的棒，我有点怀疑。虽然他想当过作家，但插队的时候，连中学也未念完，对于汉语的把握，是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我有些信心不足。杨菲尔玛很认真地说，你对于丁丁的了解，太过于表面，她认为死丁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就是不达目标，死不休止的劲头。你如果让他造原子弹，他如果答应了，当真了，我相信他能扔一个给你看看的。

“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小姐！”

她说她手下雇有数百员工，凡中层以上的骨干，都得她来口试决定录用，截至目前为止，百分之百地看准，法兰克福那个被刷的代理店主管，就是未经我过目的一个。“我说丁丁行，就是准行。如果，他当初要写小说，老爷子，不但你没戏，那些烂蒜，全毙！”她回首问他：“是不是呀？丁丁！”

我以为这家伙起码要谦虚一些，但他不怕大风闪了舌头，堂而皇之地默认：“或许吧？如果我当初真打算干的话。”

杨菲尔玛说：“看——”

这就只好一笑了之，谁让上帝给年轻人这种傻狂的资本呢！但言归正传，我还是要问一下：“丁丁，你不到公司上班，是意味着请假，还是辞职不干了呢？”

他好像早知道我有此一问，“这位徐总也太土了，你不是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进修过，他该懂得什么叫效率？我完成了全年的工作量，还用得着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电钟指针跳格子玩么？”

“可这是中国，老弟，入乡随俗呀！”

“我把这部书拿给他看过，他也认为，垃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愈发达的国家，垃圾的抛弃量也愈大，是一种社会公害，是一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那么，我把它翻译出来，有什么不好？”

“可人家是跨国公司，不是环保局，也不是环卫局。”

他理直气壮：“我没有耽误工作，再说，环保是每个人的事。”

我明白，与他争也无益，这个死丁，他不是不会认错，而是他不相信自己会错，只好叹气：“那个日本鬼子把你坑了！”

那天在长富宫，还没有被日本清酒将理智完全麻醉以前，我看着矮桌对面坐着的这两个年轻人，性格上的差别，非常明显。一个是认准了一件事，就大大咧咧，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一个是精明机灵，走一步看一步，不时调整自己。一个是我既然请你客，就不能让你觉得我寒碜，表现出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一个总在琢磨主人如此盛情，是不是蕴含着需要付出更高回报的可能性，而心存日本人的鬼聪明。

我在餐桌上讲，做学问，有时出冷门，也是制胜之道。你不得不膺服在这个人人都碰到，天天要产生的垃圾上，这位日本鬼子称得上十二万分的聪明，还亏他下力气写出偌大一部资料齐备、印刷精美的书来。“敬佩，敬佩！”这是我的真心话，不完全因为那部书有一公斤重。因为在座的丁丁和杨菲尔玛，都通日语，所以，我的话，高田绝对领会。我问他：“高田君，你从你们扔的垃圾，来观察国民性的弱点，别出蹊径，做出这一篇绝妙的垃圾文章，最初的灵感是从何得来的呢？”

他先是离席站起来向我鞠躬，感谢我的夸奖。但回答我的问题，却故意扑朔迷离，不着边际。“日本是发达国家，东京是世界大都市，自然，垃圾也是个大问题。”其实这个鬼子，也是精明过头了些。他应该了解，冷门，作为特例，只可一，而不可再，更不能三，你占了先筹，后来人怎么努力，也难免被人讥作东施效颦的。更何况，敝国的垃圾比起贵国的垃圾，至少有五十年的差距，即使想模仿你，也写不出这么一大本书的。

丁丁就是中国人的宽厚了，他代他说，高田君花了整整好几年，简直是水滴石穿的功夫，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每天零点起，随着一辆垃圾车，逐街逐巷，挨门挨户，在人们还没有醒来之前，把城市的排泄物收聚起来，拉到郊区的垃圾处理场去。有的还送去填海造地，那就走得更远。他就在那里，在这些垃圾还未送进焚化炉，或倒进大海里，逐一地翻检，予以登记，照相，然后回到他们共同居住的廉价宿舍里，整理资料，输入电脑。从银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到正派人不涉足的红灯区，从国会大厦，官员私邸，到商社大楼，富豪公馆，从平民居所，学生宿舍，到小商小贩，鱼市菜市，无处不留下高田的足迹。因为东京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也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垃圾，凭这股坚韧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垃圾的皇皇巨著。

“好了不起啊！”我们向他敬酒。

他也一个劲地站起来向我们鞠躬，并且一叠声的“阿里嘎朵”，表示感谢。

出冷门，在文学中，也是邀好的一招。不过，世界如此之大，作家多如过江之鲫，独具慧眼，领先一步，又是谈何容易的事啊？敬这位垃圾才子一杯酒，是完全应该的。也许高田那时从北海道到东京，土头土脑闯天下的时候，丁丁还在新街口礼堂听我的文学讲座呢！所以，丁丁自然讲不了当初他怎么萌生出这最早的创作灵感，而高田又讳莫如深，写书的缘起，也就只好付之阙如了。

现在的日本人，和我儿时在上海虹口所看到的东洋人，和青少年期间逃难苏北时所见到的“皇军”，到底不大相同了，变得特别的精明。他到中国来，后来知道，不是特意为逛故宫和爬长城来的，高田君想把他在日本逮着的便宜，在中国再重复一次。所以，这个不留仁丹胡，不带战斗帽的鬼子，不光跟我玩心眼，跟他的朋友，甚至是帮过他忙的朋友，也玩心眼。

高田不给我答案，使我脸上挂不住，杨菲尔玛看出来了。她虽然赚日本游客的钱，但并不喜欢他们，正如日本商人点头哈腰，一个劲地“哈依哈依”，其实心里怎么想你们这些人，说出来你会吐血。她是什么角色？她能在旅游业界出人头地，跻身诸强，能在萧条的时候挺住，并从银行贷出款来，能在国际旅游业的年鉴里，有她杨菲尔玛的芳名，甚至能够弄个把世界上都知名的政要，来给她剪彩的非凡之辈，调理这个高田，还不是手到拈来的事，也没看她怎么费力，和他碰了几杯酒后，这位鬼子的谨慎、谦逊、礼貌统统扔进东京湾里去了。

于是，喝到最后，丁丁还是那个德行，挨宰到底，绝不孙子，四个人至少刷掉他两三千元，盘子碟子倒端上来百十来件，但基本没有吃到什么东西，这就是日本菜的特点了。而高田有司，这位据他自己说，昭和多少年还拿到过文部省一个什么奖的垃圾学者，渐渐地不那么拘束，渐渐地有些放肆，显然，他想起了北海道钏路市的那间小酒馆，想起了那位文身的老板娘了。他说她的丈夫到齿舞、色丹岛附近打鱼，一走好多天，那是好寂寞好孤单的。于是，捉住了坐在我旁边的杨菲尔玛那纤纤细手，问：“你们住在北京的居民，是不是也轻视外地来的本国同胞？”

杨菲尔玛对于这类爱捉住她手的色眯眯的游客，有很多办法让对方不能如愿。或是给他斟酒，或是请他夹菜，或是建议他松一松领带，或是求他点烟。每次得到一亲芳泽的机会，总是不出五秒钟，又得放手。这位小姐，我服了。

“东京人很骄傲的，尤其在地铁里，对那些搞不清该搭哪条线的外乡人，很卑视的。”

“我们这里，也有那么一点点对外地人的自大情绪。譬如北京人，在有皇帝的日子里，东城西城的贵族，就瞧不上南城北城的平民。譬如上海人，至今，上只角的女孩子，不愿嫁给下只角的男人。”杨菲尔玛的旅游系统，所举办的什么新马泰十日游，港澳一周游，主要对象就是上海那些手里开始有些积蓄的小开，洋房买不起，花个几千块，上万块，陪新娘子到芭提雅看一回人妖表演，还是敢掏腰包的。所以，她对上海不陌生。不过，这些太中国色彩的引证，我不知道她怎么用日文讲给日本人听？

丁丁说：“这就是人的可怜之处，在纽约，你说你是住在曼哈顿，你说你是住在哈莱姆，人家对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让我来跟高田讲——”

这回，他明白了，愤然拍起桌子来，自然是酒的力量：“凭什么？大都市的人有什么值得神气活现的？可就是他们，一年扔掉的垃圾，是整个日本垃圾总量的四分之三。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就是要他们丢人。”然后，骂了一通连丁丁都翻不出来的可能是北海道渔民的土话，接着又要去捉杨菲尔玛的手，可每次都因为酒喝得太多，动作失灵，等好容易伸过桌来，她都将酒壶或面巾塞在他的手中。

虽然高田赌咒发誓地说，我不会告诉你们写这部书的动机，绝不会，永远不会，打死我也不说。结果，他不打自招。喝醉了的日本人，要比不喝醉的日本人，更可爱些。

于是，不光高田，不光丁丁，连我也醉得不知所云了。杨菲尔玛后来告诉我，老爷子，你竟然对那位垃圾学者，说出了《水浒传》里孙二娘的话，“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

愤怒出诗人，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受到都市挤兑的这个外乡人，提起笔来戳穿文明人的大量抛弃排泄物的行为，本来应该写得多一点愤懑，多一点**才是。但是，高田不喝酒的时候，就过于清醒，和过于计算了，不免写得太稳当，太专业了一些。好几家出版社一听选题，虽然马上感到浓烈的兴趣，可当真地阅读了译出的部分章节，真要投入，不免迟疑不决。因为，垃圾这东西，终究上不得台盘，值得当回事吗？更何况，富裕型国家的垃圾，和温饱型国家的垃圾，不完全是一回事，隔靴搔痒，估计中国读者不一定感兴趣。所以，谈判下来，面有难色。我对丁丁说明底细以后，这个年轻人倒也爽快，没关系，我先写一部关于中国垃圾的通俗小册子，让他们觉得这个选题的价值所在，我再翻译不迟。这样，他就从那树杈越爬越远，简直没有回头的路了。

当时，我大概犯了老人的感觉失灵症，不曾注意到身边小姐的脸色，觉得这小子，生出高田式个人奋斗的想法，也不错，便投了他的赞成票：“好哇！”

丁丁把手中的莫合烟掐灭，证实地叮问了一句：“老先生，你不反对？”

“我想，这是件对社会，对你个人，都说得上是有益的事情。”

他很高兴，对他的老姐说：“你看，你说在中国，不会有人支持我，放着好生生的路不走，去干这种赔钱赚吆喝的傻事，这不有了第一个。”

听到这里，我马上失悔了，因为杨菲尔玛刚才向我使过眼色，看来我不该匆忙表这个态，看来，这就是讨嫌了。事后她埋怨我，你当年一句话，他上了日本。现在，你老爷子火上加油，他该更来神了。他这个人，就怕当真，你也不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