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丁默邨的生日,他要在百乐门摆酒,请上海滩的头面人物。军统的人混进去,找机会下手。沈疏夜的任务是接应——万一行动失败,他得掩护撤退。说白了,就是给人垫后的,谁跑得慢谁倒霉那种。
可行动前几天,他发现自己被盯上了。
最先发现的是楼下那个修鞋的老头。沈疏夜每天从他摊前过,老头都低着头修鞋,从来不看人,眼皮都不抬一下。可那天,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
就一眼。但沈疏夜活了三百多年,什么人什么眼神,一眼就能分辨。那眼神不对——太亮了,太专注了,不像修鞋的,倒像盯梢的。那眼神从他脸上扫过去,跟刀子似的,刮得人皮疼。
他留了心。
第二天,弄堂口多了一个蹲着看报纸的。报纸翻来覆去看了半个时辰,头版朝上,动都不动。那报纸沈疏夜看过,是《申报》,头版登的是日本人搞的什么“和平运动”,大标题写着“中日亲善,共存共荣”,鬼才看得进去半个时辰。
第三天,他常去的馄饨摊上,多了一个吃馄饨的。一碗馄饨吃了一个时辰,汤都凉透了,上面结了一层油皮,还在那儿坐着,眼睛往这边瞟,跟做贼似的。
沈疏夜冷笑。
他装作不知道,该干嘛干嘛。每天照常出门,照常吃饭,照常去教堂坐着。他甚至去馄饨摊上跟那个盯梢的打了个招呼,问人家“馄饨好吃吗”。那人愣了一下,结结巴巴说好吃,他说好吃就多吃点,多吃点好,转身走了。
可他心里明白,有人把他卖了。
这上海滩,就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在这边说句话,那边就能传遍半个城。他干的事儿,迟早有人知道,迟早有人要拿这个换好处。
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四月初七夜里,沈疏夜接到消息。
送信的是老李,脸色发白,手都在抖。他塞给沈疏夜一张纸条,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走得飞快,像后面有鬼在追。皮鞋踩在楼梯上,咚咚咚,越来越远,最后没了声。
纸条上只有四个字:行动取消。
沈疏夜看了很久。
把纸条凑到蜡烛上,看着它烧成灰烬。火苗舔着纸边,纸卷起来,变黑,变成灰,落在地上,轻飘飘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没问为什么。他知道,问也没用。这世道,没有为什么,只有是什么。
他把所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烧了。几封信,几张照片,几个接头用的暗号本。火苗在脸盆里跳,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像个鬼。那些东西在火里卷曲、变形、化成灰烬,像一条条死去的虫子,最后缩成一小撮黑灰。
他把那个小本子贴身藏好。本子不大,巴掌大小,皮面磨得发白,边角卷起来了,但里头一页都没少。里头记着三百多个周三,三百多碗馄饨,三百多次等待。
他把那一沓馄饨票塞进怀里。票子厚厚一摞,用红绳捆着,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到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一张接一张,从没断过。三百多张,每一张上都写着一个日期,是他自己亲手写的。
然后他坐在窗边,看着楼下的弄堂,等着。
夜很深了。弄堂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电线杆的声音,呜呜响,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笑。远处传来狗叫,一声一声,叫得很急,叫得人心慌。月亮挂在屋顶上,又大又圆,照得瓦片发白,跟下霜似的。
他点了根烟,慢慢抽着。烟雾从窗户缝里飘出去,让风吹散了。
他在等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等天亮,也许是等那些人,也许是等一个结果。
半夜,脚步声响起。
不是一个人,是十几个。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咔咔咔咔,像下暴雨,像机关枪扫射。手电筒的光在弄堂里扫来扫去,一道一道,像探照灯,像鬼火。
沈疏夜站起来,把烟掐灭。他从抽屉里拿出两把枪,插在腰后。枪是德国货,二十响,沉甸甸的,硌着腰上的肉,凉凉的。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夜风灌进来,凉飕飕的,吹得他打了个激灵。
楼下的人已经冲进楼道了。脚步声在楼梯上响,咚咚咚咚,越来越近。有人在喊,喊的是日本话,听不懂,但那腔调听着就让人不舒服。
门被踢开的那一瞬间,他从窗户跳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