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笔趣

危楼记事之一（第5页）

范大妈显然也不是很舍得地，从怀里掏出另外五十块钱，放到阿芳手里：“拿去吧！这是我一点意思——”

“不，不！”阿宝坚决不收这份钱，因为她和阿芳知道这钱来得多么艰难，是多少个深更半夜在车站卖茶汤，三毛两毛攒出来的。

“将来你们发了大财再还我，要还不上，就算大妈当这个姑，给阿芳压箱底的钱！”

善良的人最容易受感动，阿宝心头一热，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他当时恨不能掏出许多钱，成倍地，甚至成十倍地偿还给这些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展的邻居。事后，阿芳嘲笑了他的慷慨：“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你怕人家不知道么？”

“那一百五十块钱——”

阿芳是个会成器的女人：“客气什么，用呗！记住，买极其一般的，咱们千万不能露富！”

于是这场阿宝的噩梦，随着大立柜到来而结束了。社会上对我们危楼发生的这桩奇闻，有许多讹传和杜撰之处，其实问题出在那筐被遗忘了的处理西红柿上。人们在挪动屋里家具杂物，以便放置立柜的时候，发现了已经腐烂发酵、快成蕃茄酱的半筐西红柿。危楼人的眼睛，范大妈的侦缉本能，都是高水平的。接着又看到了床底下长了绿毛的点心，和许多枚滚进墙角，地板缝隙里的硬币。

可怕而又难堪的沉默，维持了好几分钟。人们有许多疑问，可不知该怎样问；阿宝当然应该解释，但拿不定主意怎么说。正巧，这个时候，阿芳来到危楼，嘴里还唱着“只盼深山出太阳”呢！

他叫了一声：“阿芳，你快——”从他本心，恨不能把这让他日夜得不到安宁的巨款，交出去，宁可穷死也心甘。可为了阿芳，这秘密无论如何不能泄露。他怕失去钱以后，会不会失去她？尽管他做好失去的准备，歪脖树也想过的。但他真心地爱，比罗密欧还罗密欧。所以他需要她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一点暗示。但不做脸的肚子，剧烈地疼起来，好像绞肠痧地使他片刻不能停留，必须快到厕所，否则就要拉在裤子里了。这样，他没有得到阿芳肯定的答复，随后，又被愤怒达到了顶点的范大妈，冲进男厕所，扭着他到街革联，更不知她的态度了。但是，无论人家怎么问，范大妈怎么跳，他还能咬紧牙关撑住劲。等到被抄家队押着回到危楼，在人群中找不到阿芳，他慌神了，悄悄地问了一声：“大叔，她呢？”

刚才阿宝离开后，乔老爷是问过阿芳来着，究竟怎么一回事？吃处理西红柿的人，会大把扔硬币而满不在乎，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阿芳好说什么？然而她审时度势，判断阿宝那劣根性的懦弱，肯定凶多吉少。于是抢先一步，到阿宝厂里替他自首交代，并且还说阿宝已被坏人绑架，很可能马上来抢钱。她在路上预先把头发弄得乱蓬蓬地，拽断了几枚纽扣，做出一副英勇搏战，冲出重围，来报告的样子。说话也故意上气不接下气，一下子把敌意挑动起来。那些待命的武斗队，正愁找不到寻衅打架的茬口，更何况皇皇十万元巨款，不由分说，杀向危楼去了。

阿宝听说阿芳走了，而且是一言不发，立刻失去了精神支柱，全面土崩瓦解了。他想既然人都失去了，还要钱有什么用？莫如爽**了，省得老是一块心病，吃不好，睡不宁地折磨自己。想到这里，便从沙发里，仍是原来资本家藏钱的地方，掏出全部存款，十万元，一分一厘都不差。这就是说，截至目前为止，还是用自己攒的钱去吃喝，尤其阿宝那不争气的肚子，吃多少，拉多少，等于花钱买了一种习惯性腹泻的毛病，真是又伤心，又憋屈，那几百元打算结婚的钱，是容易节省下来的吗？

人们全被十万元那索尔·贝娄形容的阳光，给照得头晕目眩。也许阿宝头一回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楚这许许多多的钞票，他的日射症反应比别人更强烈。所以，一听范大妈讲他下落不明的姐姐，一看到她勾来的抄家太岁的面孔，他顿时腾云驾雾起来。尤其逼着他交出更多更多来路不正的钱，推他搡他，把他像揉面似的折腾时，天地都在旋转，很快失去知觉，跌倒在那给他同时带来幸福与痛苦的沙发上。

阿芳想不到自己，从人们看腻了的样板戏中的主角，成了大家听烦了的讲用会上的明星。不过，她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她终究有点表演才能；因为她那张漂亮面孔的魅力；更主要的，是这十万元的传奇色彩，吸引着见钱眼开的人，纷纷赶来，即使得不着，听一听，也算过了瘾。于是，阿芳在S市的机关、学校、团体讲了个遍。不但她无需讲稿，广大群众也都背答如流，她会怎样斗私批修，在灵魂中爆发革命的？怎样帮助未婚夫提高觉悟，不做金钱奴隶，走革命道路的？怎样冲出重围报告，使得十万元财产，终于回到人民手中的？……这时朱大姐的头发也稍稍长了一点，成了阿芳的最忠实听众，每讲必听，关键时带头鼓掌，而且以她早年拍电影的经验，指导阿芳的表演。每次在上场讲演之前，给她手背上摸辣椒面。“要有眼泪，苦戏最打动人心了！你就说阿宝怎么不听你劝，揍你，揪你头发——”

“嗐！”朱大姐点得再明白不过，“这不是做戏么？”

阿芳讲得越生动，我们危楼罗密欧的形象越糟糕，在人们眼睛里，他不但是吝啬鬼、守财奴，还是一个暴虐狂。邻居倒不这样看，第一，他终于明白钱不是万能的，不那么孜孜以求了，倒比过去显得人情味一些；第二，花了数百元吃馆子的结果，他烹调技术长进了。楼里谁家有大事小情，少不了由他掌勺。甚至阿芳天花乱坠讲累以后，不也到阿宝这儿美餐一顿嘛！

“你别讲我把你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行吗？”阿宝求她，“我都没脸进厂，一上街人家就指指戳戳！”

“我白让你当未婚夫啦！这点谎都不肯替我圆——”

阿宝什么都可以迁就忍受，一提当未婚夫这说法，马上脸部表情变了：“怎么？照这么说，还有不给当的时候了！”

“你呀你呀！我说过多少遍，早早晚晚，人是你的，我得看时机，到了时候准办，你放心！”

果然，她这一套活学活用的典型经验，像朱大姐那张百代公司唱片，听得耳朵起茧子的时候，她决定——在S市人民的心目里——做出自我牺牲，为了帮助他，改造他，要和阿宝结婚了。如同近来很流行一阵的题材，为了感化挽救失足青年，一定先要嫁给他一样。阿芳这样宣布以后，又在全市制造出一次冲击波。好多记者来到危楼采访，一些慕名的、学习的人，也络绎不绝于J巷之中，没想到快要倒塌的危楼，居然回光返照地红了起来。

最灰溜溜的莫过于范大妈了，她终于明白，天赋神权也好，优越感也好，左的面孔上那股凌人之势也好，只不过是她的影子罢了。当光线不再照射她的时候，这影子就消逝了，连自己也跌落在黑暗中。从此开始，她就一蹶不振，随着“文革”结束，随着危楼拆迁，她撇下她临别一握的钟表匠，和插队归来成为“民主墙斗士”的毛毛；也撇下我们这些坏人，准坏人，和不够好的好人，撒手仙逝了。最初那阵，我们这些人真有点贱骨头，害怕没有了她，无所适从，会过不惯。及至搬进新居，终于悟过来，失去她未必不是好事。不过，旧邻相会，谈起她来，也觉得她脸皮不绷紧的时候，还是有值得我们追忆的、可怀念的地方。

而阿芳转败为胜，占了上风以后，名气一天大似一天。讲用会的风头，只是发迹的开端，紧接着便在电视剧里露脸，不久，被电影厂借去拍片，这就更红了。虽然，她还不满足，还在努力追求更大的名气；但我们危楼居民，包括J巷居民，Y大街居民，都引以为自豪地说：“阿芳原来是我们这儿的！”可拆迁离开危楼，她也许由于天南地北地拍外景；也许执意求名到如饥似渴的程度，如同当年阿宝拼命攒钱，以致变得人情味都淡薄了一样，阿芳和我们老邻居疏远了。

那篇专访我也看过的，说她艺术上取得那样成就，对自己的爱人，一个朴朴实实的普通工人，仍然一往情深。在海滨拍片的空闲时间里，总去捡五彩斑斓的卵石，以此象征坚贞不变的爱情和纯净的心……像阿宝这样工人与艺术家组成的不平衡家庭并不少，譬如歌唱家，譬如舞蹈家，但她们的工人丈夫，要比阿宝幸运多了。他们不会有多余和孤独的感觉，不会有依附和从属的感觉，更不会有傀儡兼奴仆的感觉。可怜的阿宝这样苦恼，正因为他没有得到，阿芳拒绝给的，那永远属于她自己的灵魂！

阿宝知道自己卑微，对于爱情，他倒真有点罗密欧，要么全部，要不全不。在推又推不掉，得又得不着的两难境地里，他竟然不止一次地重访J巷，去探望那棵歪脖树……

不平等的爱情，该有的什么痛苦，阿宝就承受什么折磨。他确实不明白她还想出多大名？她也真有些憔悴了，那双眼睛虽然疲倦，似乎刚卸妆那样残留着隐隐的黑圈，却永远聚精会神地，在电影广告、画报、影视类杂志和报纸上，寻找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如同阿宝怀揣着十万元巨款那阵，求名的阿芳像他查点钞票一样，在认真地统计她照片与名字的出现率。那晚还是导演开车送她回来时，端上来的夜宵，都已经凉了，还顾不上吃。

“阿芳，你太累了！”

“求求你，别管我！”她把头埋在统计数字里，好像屋里根本没有他这个人似的。

“你要嫌我碍事——”

“又来了，又来了……”她焦躁地跳起来，推他出屋，把门从里面反扣上了。

当然，这也不是头一回，阿宝倒在门厅的沙发上，抱着脑袋，从歪脖树一直想到那碗夜宵。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多么难以预料啊！在炊事班只会烧火的阿宝，能做出这一碗比头发丝还细的龙须面，而在歪脖树下当作盲流被驱赶的阿芳，却对这碗堪称工艺品的夜宵，不屑一瞥。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门开了，那碗面仍一筷子未动，放在桌子上。

“你没吃？”阿宝努力忘却一切一切的不快。

阿芳想起昨夜来：“让我怎么吃得下去，就端一碗，亏你做得出，叫人下不了台！”

“往日导演就送你到楼下，没想到他进屋。”

她立刻火了：“他进屋怎么啦？我还要留他在这儿过夜呢！你知道要评选最佳女演员么？”

这句话着实伤透了他的心，抬起脚，离开了这间屋子，他什么话也没讲，那怯懦的背影在门外很快消失了。

…………

哥俩把一段麻绳，扔到乔老爷跟前：“大叔，你看他想干什么名堂？”

朱大姐是有过这段生活体验的，赶忙拉他过来，埋怨地说：“阿宝，你怎么能想不开呢？女人总有收心的时候，你看我和你大叔，不也过得很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