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夏,上海。
沈疏夜站在十六铺码头上,眯着眼看黄浦江。
江上的船还是那么多。货轮黑乎乎的,喘着粗气往江心挪,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呛得人嗓子眼发痒。渔船小得像片烂叶子,在货轮中间钻来钻去,船老大光着膀子摇橹,汗珠子顺着脊梁沟往下淌。还有几艘东洋人的兵舰,灰不溜秋地浮在那儿,炮口对着岸上,一动不动,跟吃饱了的青鱼晒肚皮似的。
江风吹过来,腥臭腥臭的。死鱼的腥,烂菜的腥,还有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味儿——像是从苏州河那边漂过来的,混着煤烟和厕所的骚,往鼻子里钻,往嗓子眼里钻,钻得人想吐又吐不出来。
沈疏夜站在那儿,点了根烟。
火柴划了三下才着——风大,手也有点抖,不知道是累的还是气的。他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让风一吹就散了。
离开上海快一年了。
一年前他从这儿跳下去的。那天晚上水冷得要命,冷得骨头缝里都结了冰。他在江里游啊游,游到天亮才爬上岸,浑身紫不溜秋的,嘴唇发青,活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死人。那帮东洋兵在岸上端着枪,叽里呱啦地喊,他就那么在水里泡着,一动不敢动,听着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去。
后来他走了。跟着76号的人跑生意,南京、苏州、杭州,都去过。东洋人让他办事他就办——查地下党,查完了就给老山东递条子,谁被抓了谁还能救,一笔一划写清楚,压在馄饨碗底下。军统的人找过他,他没答应;地下党的人也找过他,他也没应。两边都想要他,两边都不信他,他也懒得解释。
他不属于任何一边。他只属于自己。
可这会儿站在码头上,看着这座待了三百来年的城市,他忽然有点恍惚。
码头上还是老样子。扛包的脚夫光着膀子,嘴里喊着“哎哟嗨哟”的号子,汗珠子甩得满地都是。卖茶叶蛋的老太婆蹲在墙根底下,锅里的卤水咕嘟咕嘟冒泡,香味飘出老远。穿旗袍的女人从黄包车上下来,高跟鞋踩在石板上咯噔咯噔响,香水味混着汗味,腻歪得人起鸡皮疙瘩。
可又不一样了。
扛包的脚夫里头多了几张东瀛面孔,矮墩墩的,弓着腰,扛起包来比中国人还卖力。卖茶叶蛋的老太婆不敢吆喝了,有人买才敢抬头,眼睛还得往四下里瞟。穿旗袍的女人身后跟着两个穿西装的,东张西望,手插在口袋里,那口袋鼓鼓囊囊的,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江对岸,外滩的那些洋楼还在。和平饭店、海关大楼、汇丰银行,一栋一栋戳在那儿,还是老样子。可楼顶上的旗换了。米字旗没了,星条旗没了,换成了一块块膏药旗,红通通的,在风里飘得哗啦啦响。
沈疏夜看着那些旗,看了一会儿。
他把烟屁股扔进江里,烟头在水面上打了个旋儿,沉下去了。
“夜哥!”
老李从人群里挤过来,满脸堆笑,脑门上汗珠子亮晶晶的,跟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麻团似的。
“可算回来了!东洋人那边催了好几回了,让您去一趟。”
沈疏夜斜了他一眼:“急什么,让他们等着。”
老李苦着脸,脸上的肉挤成一团,像被人踩了一脚的包子:“等不了啊夜哥,影佐祯昭亲自下的令。那位爷您也知道,笑眯眯的跟尊佛似的,手底下可黑着呢。上次有个兄弟去晚了,被他请喝茶,喝完出来舌头没了。”
沈疏夜挑了挑眉。
影佐祯昭?那只老狐狸找他干什么?那双眼睛看人的时候,总像在数你身上有几根骨头。跟他打交道比跟毒蛇打交道还累。毒蛇好歹直来直去,咬你一口就是一口。这位爷咬你之前,还得先请你喝三杯酒,夸你祖宗八辈儿。
“行,”他把烟掐灭,“去会会。”
梅机关在虹口的一栋洋房里。
房子以前是英国人的,三层楼,红砖墙,白窗框,门口种着两棵玉兰树。英国人跑了,东洋人占了,门口换了膏药旗,换了穿黄军装的哨兵。那俩哨兵站得笔直,枪上的刺刀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的,晃得人眼睛疼。
沈疏夜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那栋楼。
楼顶上也飘着膏药旗,红彤彤的一块,在风里抖得像块擦桌布。
他走进去。
门厅很大,铺着暗红色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跟踩在死人身上似的。墙上挂着几幅东洋画,富士山、樱花、穿和服的女人,右下角签着日本字,他一个都不认识。一个穿西装的特务迎上来,鞠了一躬,说:“沈先生,请跟我来。”